现存的珐琅彩瓷器多是在康熙至乾隆年间烧制的。康熙时期多为在素胎上绘制主题纹样，再将其他地方全部用彩填满，效果华丽。雍正时期成功制成了国产珐琅料，珐琅彩的生产技艺更上一层楼，瓷器上留白的地方开始增多，并配以诗句，将诗、书、画、印四种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使瓷器风格更显优雅。乾隆时期的题材范围日益扩大，还出现了西洋风格的纹饰。雍正、乾隆都曾亲自指导过珐琅彩瓷器的烧造，至今清宫造办处的档案中还保留了很多此类批语。
珐琅彩瓷器有独特的题句和印章
由于珐琅彩瓷器的绘画不同于其他瓷器，于是就出现了为其所独有的题句和印章。珐琅彩瓷器根据画面的不同需要，常常绘有题句。珐琅彩绘画的底稿是纸绢画，一幅完整的纸绢画常常带有题款，这在瓷器上就演变为题句。纸绢画是宫廷画师们专门画给皇上欣赏的，题材多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献媚之作，题款也有固定的言辞，如“玉剪穿花过，霓裳带月归”、“连树穿绿树，长日啭黄鹂”、“枝生无限日，花海自然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题款被画工们精心地临摹于瓷器之上，贴画切意，使用墨色的珐琅彩料，柔润适当，使得整件珐琅彩绘更见神采。
珐琅彩绘另一个不可或缺的要件是印章。印章的内容大多是固定的，根据绘画和题句的内容而定，像“先春、香逸、山高、水长、霞映、君子”等。印章的临摹技术十分高超，材料有用胭脂水的，也有用矾红的。
款识一般是为了标明瓷器制造的时间、生产的窑址以及占有瓷器者的身份。康熙当政时，珐琅彩瓷器的款识只有“康熙御制”这一种写法——四字两行，在双线栏题内书写，字体匀称，介于宋体和楷体之间，书写材料是蓝彩料或红胭脂水。雍正早期与康熙朝的风格类似，“雍正御制”四字两行为楷书款，但书写材料则改用青花。到了雍正中期，最盛行的写法是在双圆圈线内用楷书书写“大清雍正年制”，书写材料仍为青花。到了雍正晚期，款识又变成在双线方栏内书写“雍正年制”，四字排成两行，书写材料也变回了胭脂水和蓝彩料，但仍有个别不加双线方栏的。乾隆前期继承了雍正朝的遗风，依然使用“乾隆年制”的彩款蓝料。乾隆中期，由于“院画”盛行，加之“锦灰堆”画法占据了珐琅彩绘画的主体，款识也有了相应的变化。“乾隆通宝”四字楷书款在当时生产的一种高足杯中非常流行，由于“乾隆通宝”本是用于当时的货币，于是这种款识又叫“金钱款”。还有一种专为配合“锦灰堆”这种繁密复杂的珐琅彩绘画瓷器而出现的铁线篆书款，多见于器物的底部。
珐琅彩瓷器的描金工艺
清朝用金始于康熙时期。御厂采用一种新兴的金彩工艺，即把金粉溶于胶水之中，然后用绘笔描画器物纹饰，俗称“描金”。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耶稣传教士昂特雷科莱（殷弘绪）在给奥日神父的信件中曾提及景德镇金彩的调制方法，“要想上金彩，就将金子磨碎倒入瓷钵内，使之与水混合，直至水底出现一层金为止。平时使其保持干燥，使用时取一部分溶于适量的橡胶水里，然后掺入铅粉。金子和铅粉的配比为三十比三，给瓷胎上金彩的方法同上色料的方法一样”。
这种使用金粉绘制的金彩经低温烘烤后，用玛瑙棒或石英砂摩擦，直至发出金光，达到镀金的效果。与以往采用的金箔贴金之法相比，描金图案更加细致生动，金粉与器物结合得也更加紧密，不易脱落，绘制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描绘出各种纹饰。成品器物不仅典雅华贵，图案线条也非常流畅，堪称金粉工艺史上的一大进步。
乾隆年间的瓷胎画珐琅在清前期瓷器史上占有辉煌的一页。在同一件器物上同时出现几组纹饰，各种轨道色地、各种金彩边饰、各式开光……五花八门，包罗万象，充分体现了宫廷彩瓷富丽繁缛的风格。正如《饮流斋说瓷》所述：“故乾隆一朝为有清极盛时代，亦为一代盛衰之枢纽也，政治文化如此，瓷业亦然。”
清乾隆珐琅彩御制题诗花石锦鸡图双耳瓶
此瓶是清代官窑珐琅彩瓷器中的极品，由宫中造办处的御用画师亲绘，乾隆亲自参与设计，并有他的亲笔题诗“新枝含浅绿，晓萼散轻红。”这是乾隆皇帝经常赏玩的心爱之物。这件双耳瓶是乾隆时期的代表作，器高16.5 厘米，撇口、细颈、垂腹、圈足，造型小巧秀丽。颈部饰以卷草形双耳，垂肩处的如意清雅婉丽，瓶身腹部绘有主题图案“花石锦鸡图”寓意锦上添花。锦鸡栖立于树干，旁边以粉红花卉、玲珑洞石相衬，另一面用墨彩题诗，与画面相得益彰，引首朱文“佳丽”印，句尾白文“翠辅”印，瓶底足内节有双方栏“乾隆年制”四字蓝料彩款识。整个画面布局匀称，淡雅细腻，色彩层叠，富丽多姿，不愧为我国陶瓷工艺的巅峰之作。在所有珐琅彩瓷器中花鸟图案的珐琅彩瓷器等级最高，其中又以锦鸡和孔雀为极品，因为这两种鸟的羽毛色彩丰富艳丽，不但烧制难度很大，观赏性也很强，绘画与花饰独一无二，堪称难得一见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