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顺虎：考据学对清代玉器之影响

 　造型多样推陈出新的清代玉器具有许多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艺人们琢玉因材施艺，突破传统规范，充分展开想象的羽翅，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精美别致、题材新颖别致的作品。由于考据学在当时的兴起和发达，社会上掀起一股以复古为时尚的审美做派。这种审美做派无论在工艺造型上，还是在纹饰图案上都受到当时艺术审美思潮的影响和追捧，致使当时的作品明显地将早期古代艺术溶于仿古器物的风格之中。这种创作风格，还得到皇帝的首肯，成为了今天人们得以见到的许多传世佳作。无论是摆饰件还是佩饰件，无论是实用器还是把玩器，在这段期间的作品数量极多留世。这些作品其中的精品其材质之美、做工之精、器型之巧、产量之高、用途之广，可谓是前所未有。
   清代玉器是在前代制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继承了数千年的制玉传统和经验，广泛吸收了多元文化的精髓，在北方民族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中产生了精致典雅的清代玉器文化。清代中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足、文化艺术昌盛，玉器生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我们在欣赏和讨论清代玉器时，更多主要指的是清代中期玉器，特别是乾隆时期的制作的，使用新疆和田玉作为碾琢材料制作的各种玉器。
   清代玉器的种类可分为九个大类：册宝类有玉册、玉宝、宫殿堂阁之宝、鉴赏章等；神像类有佛、菩萨、罗汉、八仙等；祭法类有圭、璧、琮、七珍、八宝、五供、铃杵、净瓶、爵等；佩饰类有朝珠、手串、朝带、顶圈、香囊、带钩、翎管、簪、戒指、手镯、环、佩、牌、坠等；陈设类有鼎、尊、簋、觥、觚、瓶、炉、壶、山子、如意、花插、卦屏等；文玩类有笔杆、砚、水盂、笔筒、笔山、笔掭、镇纸、臂搁、洗、砚滴、棋子等；器皿类有盘、碟、碗、杯、盅、盏、盒、执壶、鼻烟壶、唾盂等；用具类有笛、箫、推勺、冠架、拐杖头、梳、粉盒等；镶嵌类普遍施用于室内陈设、家具、器皿上的各种饰件。
   当时其纹饰生活化的趋势表现的较为强烈，花鸟、动物、山水、树木、吉祥图案、文人书画等，都直接反映于玉雕作品之中。而其文化内涵虽说深邃，但也能说简单，有的寓意于造型，有的寓意于装饰图案及纹饰中，有的则是玉与其他材料共同产生的寓意，多以图像组合表现吉祥之内涵。那个时代仿生类作品是以自然界植物和动物的形态作为依托的，再加上刻意地模仿，使器物充满了生命力。而动物造形多为象征吉祥的龙、凤、麒麟、辟邪、象、熊等珍禽异兽。其器物表现的丰富想象力，以捕捉动物的神态为先，摆脱了传统的静态感。将器物造型和纹饰巧妙溶于一体，突破了传统寓意吉祥辟邪等题材的呆板，从不同的角度多方面地表现不同动物的各种形态。当时植物造型应用极为广泛，一般的杯、碗、盘、盒、洗等多琢成荷花、菊瓣、海棠、石榴、葵花、贝叶等花卉造形，其构思巧妙，布局合理给人以鲜活玲珑，栩栩如生、古朴苍劲之感。
   清代玉雕对其他文化、外来文化的吸收，主要体现在与绘画艺术的融合和阿拉伯风格之痕都斯坦玉雕艺术的创作上。清代山水画、人物画为清代玉雕提供了许多新颖的题材，许多玉雕即根据绘画中的题材碾琢而成，把平面的绘画变为立体表现，使艺术表现力得到了升华。而西亚痕都斯坦玉器在乾隆年间开始传入我国后，这种玉器由于胎体较薄、透明度高，且器身往往还嵌以金丝、宝石及不同颜色的玉料，同我国质地纯净的器物形成了强烈的色彩对比，故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喜欢，风靡内廷，后逐渐扩散到了民间。
   清代玉器作坊星罗棋布，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名匠层出不穷，工艺精湛，从而把中国玉器推向以大、多、精为主要标志的鼎盛时期。清代玉雕工艺制作主要集中在北京、扬州、苏州、杭州、南京和天津等地，且已有明确的分工，扬州善雕大件玉器，苏州专琢小件玉雕。当时的三大琢玉产地，以宫廷的琢玉作坊规模最大，苏州琢工最精，扬州玉雕最大，呈三足鼎立之势，各具特色。同时，清代宫廷玉器制作流程也趋向于更加复杂，为适应这种复杂的作业，造办处不断调整规模，加强制玉的组织管理，从全国各地选调治玉高手，实行分工合作，流水作业，从选料、画样、锯钻、做胚、饰文、到抛光、做旧、刻款，职责明确，玉器生产有条不紊，规模逐渐壮大，体制日益完善。应该说，技艺精湛为清代玉器发展的首要条件。
   历来，玉器都是一种权利与地位以及财富的象征，清代也不例外。清代社会收玉、藏玉、玩玉之风极为盛行，这极大促进了玉器的社会需求。制玉业作为一个古老的产业，在当时又迸发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它促使和造就了清代琢玉匠人对清代玉器发展不可磨灭的业绩。众多名匠，或服务于造办处为王室所控用，或流于民间为社会所服务，他们高超的碾琢技艺，为清代玉器业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清代玉器无论在品种数量和制造工艺上都形成了玉器史上的一个发展巅峰时期。并且依据考据学为形成不同风格和技术特色的“南玉”、“北玉”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