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金中国，礼乐中华。我们中华民族有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广袤的中华大地出土的各类文物珍品，都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而青铜器就是古代艺术遗产中的重要门类。
青铜是铜、锡、铅的铜基合金，古代称为“金”或“彝器”，故青铜器研究被称为“金石学”，尤其至北宋以后更为兴盛。
我们的先民从新石器末期“铜石并用”时代开始以其勤劳和智慧创制出陶冶范铸技术，再通过西亚来的青铜技求与我国传统的陶制技艺相结合，浇铸出独特的青铜工具和礼器，历经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至公元前5世纪前后，大约持续了1600余年，更具体说，中国青铜艺术的发展经历了从初步发展到鼎盛辉煌，之后又经历了急遽变化转为再度繁荣及至最后衰弱的过程。
商代后期至西周早期（公元前14世纪中叶至前11世纪）是我国青铜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也可说是第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的安阳殷墟出土青铜器为代表，包含长江流域的四川广汉三星堆、湖南宁乡及江西新干等诸种地域性青铜文化，构成了一个有共同浓厚艺术特征而又异彩纷呈的东亚青铜文化圈。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不仅种类和器类极为丰富齐全、造型艺术极为宏伟大气、装饰纹样极为繁复优美，而且范铸工艺发展极为精工多样，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最辉煌的青铜艺术。著名青铜器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援张光直就曾说过：“己经出土的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数量，是世界上其它地区出土青铜器数量的总和；已经出土的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种类，是世界上其它地区出土青铜器种类的总和”。
中国青铜器不仅表现在它对社会物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它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巨大影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13年），因为中国的青铜器除制作兵器用于战争外，有相当部分的生活容器要用于祭祀之类的礼仪活动，所以它是统冶者维护等级制度的工具，是权利地位的标志，甚至作为政权的象征。这和西方青铜时代的特征明显有别，西方青铜时代的青铜工艺，除部分作为战争的兵器外，主要是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小件用器。功能不同，要求不同，铸工也不同，这就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之所以精美绝伦于世的奥秘，说明中国青铜器无论是艺术成就抑或是社会功能，都皆是最能代表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明的，在世界文明史和艺术史上具有其特殊地位，曾被誉称之为“国粹”。
这里介绍的就是一件商代晚期的青铜铸品，可名之曰兽面纹龙首尊。该器口径18厘米，通高24厘米。它既是件生活中的容酒器，又是件高贵的祭礼器。
器型呈敞口，短颈，折肩，鼓腹下敛，下承矮圈足。颈下部饰两道凸起弦纹。三龙首等距伸出悬于肩外，龙张口咧呲，臣字目，双柱角，每只龙首后的折肩上左右分置有一条蜿蜒波浪起伏式浮雕卷尾龙体，即一般称呼的双体龙纹。此类双体龙纹是商代中、晚期到西周早、中期的常见纹饰，一般龙首、龙体和双尾都是在器物颈部或肩部的狭长范围内充分展开，而此件龙首尊的双体龙纹的龙首则呈圆雕式悬置于肩外，故显得特别奇特罕见。肩部三龙体之间还间置三凸起变体鸟纹。腹部间置三道凸扉棱，与肩部的三变体立鸟成一直线，三龙首之下的腹部满饰三组浅浮雕兽面纹，兽面高凸鼻，椭圆目，双角下卷。圈足饰两道凸弦纹，并间设三个“十”字形镂孔。
此器铸型工艺采用的是分铸、铸接和浑铸等多种陶冶范铸技术，只是在器物颈部、腹部和器底的范线都已精心磨去，只在器颈部一侧留下一块特别明显的垫片遗痕。综观此器造型古朴典雅，端庄凝重，纹饰构图精致周密，线条流畅，铸工高超，集线雕、浮雕和圆雕工艺等技法于一身，加以器物保存完整，特别是皮色包浆甚好，其颈部显现出亮晶的“黑漆古”，而腹部的表层又显现出“绿漆古”的如玉光泽，正如南宋赵希鵠《洞天清禄集》中所载：“铜器入土千年，色纯青，如铺翠，翠润欲滴。”“铜器入土千年，色纯绿，台瓜皮，莹润似玉。未乃千年，虽有绿而不莹。”故此件兽面纹龙首尊可谓是商代晚期青铜器之佳作，令世人一眼望去，无不深表震憾，赞叹不已！
中国古代青铜器之所以有如此独有之魅力和地位，是因为它凝聚了我们中华古代先民的艺术智慧与创作的精华，是古代先民智慧的结晶，因而成为最富民族与时代特色的艺术精典，故而也成为林林总总的各类艺术品中首选的品类。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
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文化自信的不断提高以及对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古代青铜艺术品必将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青睐和追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