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铭：从鸟虫篆的起源漫谈鸟虫印的审美意趣

     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越王勾践”剑是众所周知一件国宝，它制成于春秋时代。很多前去参观此剑的人对其剑身的铭文很感兴趣，但却为难以释读而感到遗憾。其实宝剑上所使用的文字是鸟虫篆，铭文释读为：“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八个字。
        鸟虫书，又称虫书、鸟篆，最早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 叙》中有所记载，《叙》曰：“自尔秦书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在《大戴礼记▪曾子▪天圆》中又有指出：“毛虫之精者曰麟，羽虫之精者曰凤，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 倮虫之精者曰圣人。” 虫的涵义，实际上已囊括了所有的飞禽走兽和人类。鸟虫篆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美化装饰性书体，它以篆书为原形，将笔画屈曲盘绕，又以鸟、鱼、虫、龙等纹饰与篆书结合起来的美化的文字。它源于商代，盛行于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吴国、越国、楚国、蔡国、宋国等南方诸国。这种书体常以错金形式出现，在春秋至战国早期，多用于兵器上，秦汉则见于壶等容器上，在1968年在河北省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曾发掘出土了两件错金银鸟虫书铜壶，甲壶壶盖铭文12字，壶身铭文32字；乙壶壶盖铭文3字，壶身铭文28字。
        其鸟虫篆线条既象鸟首又如云气，婉转奇丽，茂密有致，穷极华丽之姿。郭沫若认为鸟虫书是“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周代彝铭进化观》）。然而，满饰器身的文字强调的并不是铭文的内容，而是具有极度夸张的装饰图案化的倾向。随着青铜时代的终结，鸟虫篆只是较多地应用于汉代印章，而尤以玉印为最，造就出传世汉印中极富艺术魅力的一个品类。现行的出版物中以《秦汉鸟虫篆印选》收录数量最多。
        了解了鸟虫篆的渊源，接着对鸟虫篆入印文字的选择是倾向于篆书文字本身的美还是侧重于华丽的装饰图案，对两者的理解和尺度的把握影响着篆刻创作，并直接反映了篆刻家的审美取向。虽然鸟虫印文字的基本构架和鸟虫篆一脉相承，但作为入印文字并不能拘泥于鸟虫的具体形状，而必须通过艺术概括，取其神似，通过笔画增损、婉曲等手法来布局印面，既要有笔意之美又兼具装饰之美。相对于形制规范而整肃的汉代印风，鸟虫篆印的出现则犹如一缕自由清新的风带给时人们另一种审美愉悦。
         汉代的鸟虫篆印在总体风格上的特征是富有装饰和变化之美，笔画布置趋于均衡，但在具体的作品中也呈现出细微的不同，从而形成或富丽精工、或清新灵秀、或纤劲乖巧、或疏朗潇洒、或幽缈诡异的不同的审美趣味。到了元末明初，由于王冕等人采纳石章刻印，文人将书法的笔意运用于篆刻，替代工匠成为印坛的创作主体。明代印人何震用殳篆偶然创作了一方“登之小雅” 印，却还没有被同时代的印学家朱简认可。一直到现代，出现了好几个活跃于印坛的鸟虫篆创作高手，再到目前越来越多的鸟虫篆创作爱好者来看，鸟虫篆印的确有着极具个性化的审美语言，可以有广阔的表现空间。当代大家则有方介堪的工致典雅、韩天衡的华丽纤秾、吴子建的自然萧散、陈身道的温和儒雅。他们一个个风格强烈、个性鲜明。
        那么，在篆刻的诸要素中又将如何更好地表现出鸟虫篆的审美意趣呢？
从入印文字来看：
        入印文字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主张“过犹不及”、“绘事后素”等观点，认为“过”和“不及”都不是最佳状态，中庸才是至善的境界。另外传统书论对创作也起着指导作用，唐代孙过庭就提出书法艺术存在“古质而今妍”的现象。前人理解事物的智慧提示我们鸟虫篆创作对文饰要合理取舍，重在表达线条的内涵。
从章法布局来看：
        要善于运用用传统文化的思想来指导篆刻实践，如邓石如的“计白当黑”的思想就对篆刻的文字分布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现今很多篆刻爱好者是通过查阅字典，集字拼凑成印面来创作的，这种方式可能有失文字的书写性。章法和篆法互为依存，要学习合理配篆，笔画之间顾盼有情、映带自然，将欹正、平斜、均衡、轻重、虚实、粗细、方圆、疏密、动静、开合、满缺等元素运用到篆刻实践中。
从用刀技法来看：
        鸟虫篆的篆法富于变化，弧线较多，用刀要因势而变，不拘于某一种用刀法，如：变换行刀角度、进刀深度、走刀方向、运刀速度，再则刀得锐钝、运用后角等也会出现不同的效果。
        如果要深入了解鸟虫印所要表达的具体的审美趣味和创作意图，就要让我们从原印中细细解读了。
无论鸟虫篆印的风格是拟殳篆、抚鸟虫鱼形、仿青铜纹饰或者其他，审美取向是富丽精工、清新灵秀，还是纤劲乖巧、疏朗潇洒，亦或幽缈诡异，都少不了屈曲盘绕的特征，圆弧线多于直线，难免颇多缭绕之感。《论语▪ 雍也》篇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可见文与质统一的重要性。文与质如何统一才能达到这种和谐之美呢？那就要在边款上下功夫了。
        边款是石上入骨的刻痕，就如一幅缩微的书法碑刻，成就着拓片的黑白蕴藉。拓片则既是一种传播知识的媒介，也是一种保存信息的重要途径，是纸与墨的绝妙组合。印章的边款与印文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款文可以是对印文作解释而成为印文内容的延伸；也可以是铭石记事：编写一段跋文刻于石侧，记录某一件人物故事等等；最简单就只刻录年月或作者姓名的穷款。
         边款刻录的难度在于以刀代笔不书而刻，一气呵成，一挥而就。是刀与笔的完美结合。有时刻穷款或一两行文字则好对付，内容一多便散乱得毫无章法了。
        一篇古趣盎然的款文，需得力于书法的功底，于取法的文字亦大有关联。因鸟虫篆是“错”于青铜吉金上的文字，而北碑或魏墓志则契刻于贞石，故以刻石的笔意入款能够较好地体现边款的朴厚苍茫之美，北碑中著名的“张猛龙碑”“张黑女墓志”“龙门二十品”及墓志铭等均是取法的最佳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