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述性文献《中华收藏家名录（近现代篇）》，在从字里行间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前辈的收藏方式、收藏理念、收藏成就。并告诉我们要成为一名出色的收藏家，兴趣、专注、情怀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黄宾虹
中国画家，擅长山水，兼作花鸟，并从事绘画史和篆刻的教学、研究，以及中国美术遗产的发掘、整理、编纂、出版工作。
黄宾虹一生都非常注重古玩收藏。他的收藏与研究并重，并与他的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密不可分。其不同时期绘画风格的形成，都与收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喜爱和收藏书画古玩的渊源，与家乡歙县有很大关系。其父在金华经商，继承了徽商的儒雅之风，家中收藏了大量古书画、古印章等。诸族姻亲也大都有密室藏宝。少年时，每逢应乡试，或省亲、祭祖居住家乡，黄宾虹总爱到亲友家中去观摩书画藏品，临摹古人名迹。他经常“摹习沈周、沈庭瑞等人画册，尤喜董其昌、查士标之画, 乃刻意研习不辍, 每遇有卷轴, 必须观移时, 恋恋不忍去。临之一再, 摹之再三,至有会心始罢。家族的艺术收藏是其艺术思想的最初启蒙，并为其接触和临摹古书画原迹提供了机会，练就了扎实的笔墨功底。
黄宾虹对收藏不勉强执着，他认为“过眼就是福”。收藏古画主要是为了艺术的自我超越，为了研究而收藏对自己有用的书画，闲暇时拿出来“品赏与感悟”，并从中得到启发。他前期收藏的玺印中，以金质“右丑王玺”、银质“上阳行邑大夫”和玉玺“辟兵龙它”、“丁无忌言玺”最为精致。在上海居住期间，有一位给英籍犹太商人哈同收买古文物的古董商，为了建立“四玉玺斋”，几次找到他，想收买他的藏品，都被拒绝。黄宾虹表示：“我蓄物是为求知，非必市货交易。”
然1921年5月间，黄宾虹在上海的寓所突发莫名火灾。慌乱之中，不少宝贵的古玺印被人趁火劫去。受此打击后，他并没有意志消沉，而是继续坚持自己的收藏事业，又收藏了秦汉官印、私印、肖像印、汉魏六朝官印等珍稀古玺印千余方。他将古印玺作为研究金石文字的第一手资料，购买了许多金石鼎铭资料，用来研究和借鉴。
金玉碑石所呈现出的斑驳、浑厚、华滋之美，直接启发了黄宾虹，使其感悟到笔法要返本求源，刚柔相济，所以他有诗云：“宋画黝黑如椎碑”。他把金石碑学的用笔融入进山水画中，使流畅而显得浮薄的运笔之中，加入一些行笔的迟涩和艰难，因此画面显得神采焕发、浑厚华滋，营造出一种“内美静中参”、“以不似之似为真似”的境界，从而开创了其个人全新的“黑宾虹”画风。
王世襄
多才多艺、兴趣广泛，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他玩的东西五花八门，有弹琴、抄书、明清家具、漆器、铜炉，养鹰、驯狗，逗蛐蛐儿、养鸽子、烹饪、火绘、竹刻等，也收藏了与此相关的许多物件。
王世襄收藏的东西许多属于民俗，之所以没有收藏书画、瓷器、玉器、青铜器之类，是因为经济所限，对这些都不敢问津。只是用几元或一二十元的价格，掇拾于摊肆，访寻于旧家，购买些人舍我取的长物。通过它们来了解传统制作工艺；辨正文物之名称；偶出把玩藉得片刻清娱。他玩这些不为消遣，而是真心喜爱。为了得到爱物，他舍得花钱，舍得搭工夫，甚至长途跋涉、餐风饮露亦在所不辞。为了穷究玩物的底里，又与许多平民百姓交朋友，虚心请教。
以收藏明清家具来说，是因为王世襄发现世界各国对他们的古代家具都是非常重视的。走进一所艺术博物馆，家具的陈列要占很大的比重，有历史、艺术价值的家具是被当作重要文物来看待的。他们不但重视本国的古代家具，同时也重视中国的古代家具。在美国的博物馆里，中国的明式家具往往被放在显著的地位。纽约市五十七街的古玩商店橱窗中，也陈列中国家具，它对观众的吸引力最大，时常可以听到有人在旁啧啧称赞。他深感：注意新家具，也不能不重视古家具。因为这是我们祖先的智慧结晶，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因此，他经常骑破自行车，叩故家门，逛鬼市摊，不惜工夫，寻找古家具。经过数十年之功，从成百上千件古代家具中精心购藏了80件明清家具精品。
玩物并研物，是王世襄与众不同的留心玩学问。大凡他玩过的东西，都留下了文字记载和他的研究心得。于诸般玩技靡不精通，可称“家”者就有：诗词家、书法家、火绘家、驯鹰家、烹饪家、美食家、美术史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文物鉴定家、民俗学家等。于是，大俗的东西到了他这儿玩成了大雅，经他描述和总结的东西马上升格成为了文化。
王世襄研究和琢磨藏品有四个步骤：一、凭直觉；二、见实物，把真实的东西拿在手里面把玩、体会，获得感性体验；三、搞清楚实物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看清楚其机理和内部构造；四、研读相关文献。他的收藏观比较豁达。对于一切收藏皆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要从它获得过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归宿得当，能起作用，便是圆满的结局。想永久保存，连皇帝都办不到，妄想者岂非是大傻瓜！”
徐邦达
出身于书画收藏之家，父亲徐尧臣经营丝绸生意，虽为商贾，却喜好文墨书画，家中多有收藏。徐邦达自幼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耳濡目染便也喜欢上了字画。14岁时便拜赵叔孺（赵时棢）、李醉石（李涛）学习诗文书画，由此开始注重研习书法。后又入书、画、鉴三者皆长的吴湖帆门下学习书画鉴赏。
18岁时，徐邦达以20两黄金的价格购藏了生平的第一张画——清初“娄东”领袖王原祁的画作，后经鉴定为赝品。这使其教训深刻，从此益加发愤读书研画，目力日进。晚年，徐邦达继续自己喜爱的书画鉴藏。这对于他而言，已是愉悦身心、强身健体的必需品。他收藏的书画包括北宋《万马图》、元赵孟頫《临兰亭序》、清王时敏《仿各家册页十帧》、王原祁《仿山樵真迹山水》、《仿大痴山水轴》以及张大千、齐白石等名家精品。
徐邦达对于“四王”之一的王原祁有一定的情结。一方面他师承“娄东”。另一方面他因最初高价购藏过王原祁赝品，由此促使其发愤学习，穷一生的精力于书画真伪优劣之辨识。他曾表示：“中国的印象派”画风，应该说在元代已见端倪了，倪云林作画，自谓“写胸中逸气”，其主观因素可想而知。到了晚明的董其昌，山水画的抽象因素开始突出，形成半抽象的绘画程式。这一程式，在王原祁的手中得以深化，又辅以班驳随意的色彩，便完成了一个新的创造。
由此，徐邦达曾几次亲赴拍场，以高出底价数十万元甚至百万元的价格将王原祁画作精品拍回。如2000年，他在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上，将底价只有7万元的王原祁《为尧日仿大痴设色山水图》用74. 8万元拍回。2002年，徐又在中贸圣佳春拍上，将王原祁《仿宋元山水册》十开以253万元收入囊中。然而，这张经过徐邦达6次题跋的作品，于2005年在中贸圣佳春拍上再次推出时，最终以2200万元成交。可以说，徐邦达的提倡，让人们重新认识了清初“四王”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
对于古书画鉴定，徐邦达把它析为“鉴”与“考”两个概念。“鉴”即是通过众多的作品相互比较，进行目力检测，推知真伪。对于大量存世的明清书画，目鉴尤为重要。但要达到目鉴的准确性，鉴赏者非见之众多不可。但是，对于时代较远或是某些难于明了的书画，需要广为搜集有关文献和其他旁证材料，详加审订考据，才能明辨是非。徐邦达博闻强识，每对一件疑难作品进行考据时，总是爬罗剔抉，条分缕析。
在他看来，书画鉴定不仅需要通古博今的才智，更需要实事求是的品格。他将传统的鉴定方法与现代考古学方面的科学手段、文献考据与图像解说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对数百件早期书画进行的鉴定考辨，对明清文人画鉴定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在书画鉴定界确立了坦诚求实和科学严谨的学风。他系统地建立了古书画的鉴定标尺，真实地还原了中国书画史的发展脉络，将原先只可意会的感性认识发展成为可以传授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
程十发
全能型画家，精于人物、山水、花卉、鸟兽，而且在这些领域均别开生面。他“取古今中外法而化之”，深入地研习了陈老莲的笔墨线条，取法于任伯年的造型构图，借鉴于吴昌硕的笔势气韵，同时还吸纳了诸多的民间艺术元素，如民间灶画、无锡泥人、汉唐陶俑等的表现形态变汇通融，孜孜以求于笔墨上的突破与表现上的创新。
程十发的书画收藏正式起步于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那时他正值中年，书画创作进入了鼎盛期，需要观摩研习历代名家的优秀之作，以学习传统、师承前贤，来丰富自己的绘画创作，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他曾表示：“我收藏古字画的目的是向古人学习，这些都是我的学习资料。”
他的古书画收藏有自己的喜好和选择。人物画喜欢陈老莲、任伯年，不喜欢仇英、改琦。山水画喜欢龚贤、唐寅、石涛，不喜欢“四王”。对于同乡画家董其昌，他的看法是：画得好的董其昌作品都是代笔，他签名。因董其昌又做大官还是地方乡绅，没空作画，为了应酬只能让人代笔。因此，如果学董其昌山水，不如直接学倪云林。花鸟喜欢徐青藤、陈白阳、八大山人、虚谷，更喜欢吴昌硕、任伯年墨色融为一体的画法。程十发有一方颇有情趣而又弥散温情的收藏印：“供养白阳、青藤、老莲、新罗、清湘、吉金、八大、两峰之屋。”此印凸显了他对这些明清大书画家虔诚的敬仰和推崇。
程十发的收藏途径主要有四：一是到当时的老画店、旧书店选择。他常去淮海路、复兴路、福州路上的旧书店、旧画店物色有名头的古画。工作忙，没时间跑时，就会叫自己的孩子先去粗选，将旧画先带回家。如果是真迹就照价付钱，不是真的就退回去。二是从民间走街串巷的收旧货人的挑担中选购。收旧货的货郎从已落败的人家收到几卷，甚至一捆旧字画，程十发会一张张自己看，沙里淘金，有时也会淘到宝贝。有时货郎收到旧画也会直接送上门来，他也不嫌其脏，睁大眼睛不让宝物从眼前逃跑。
第三，书画、艺术界朋友的馈赠、交换或购买。如：他在北京著名演员蓝天野家中看到了一幅陈老莲的花鸟，虽是画在粗绢上，但笔墨精练、气韵精微。蓝天野亦是豪爽之人，当场相赠。回上海后，程即精心创作了大尺幅的《丽人行》以作答谢。四是以自己创作的书画换古书画，常常是以十几张的代价换一张。有时为了收购一张名家精品或孤品，程十发不惜倾其所有，乃至贴上家中生活费，只好向出版社商量预支连环画稿费，或画院借互助会借款以供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