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西子湖畔与藏传佛教艺术相遇，联袂呈现11～14世纪的典型造像风格，共展出了41尊精美造像，梳理该时期各地域的不同特征，展览精选印度、尼泊尔、西藏等地的佛教造像，以时间为线索，串联起佛教艺术的星点瑰丽。藏传佛教艺术以喜马拉雅山为界，印度、克什米尔等地佛教艺术历经起源、发展、繁荣，造就了登峰造极的艺术经典。11～12世纪盛极而衰，逐渐走向没落。与此同时，西藏地区佛教艺术在吸收印度、尼泊尔等造像风格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艺术特色，并且具有鲜明的地域差异。由于元明时期密切的汉藏文化交流，孕育出宫廷藏传佛教流派。东北印度造像的古朴气质，克什米尔造像的沉静氛围，尼泊尔造像的俊朗线条，西藏造像的多样变化，都在此次展览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藏传佛教艺术的宏阔景观，造像地域风格的发扬传播，聚焦在东去西来的交汇之中。
漫步在展厅里，流连在一尊尊佛像前，仿佛置身在西藏布达拉宫里，庄严肃穆，内心宁静空灵，释迦牟尼宝冠像、金刚萨埵、无量寿佛、自在观音，黄财神、黑财神、财宝天王、金刚亥母、大威德金刚、不动明王、上乐金刚等一尊尊佛像映入眼帘，还有几尊上师像也非常吸引人的眼球。
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从诞生到明清时期，究竟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呢？
佛教在两汉时期传入中国，伴随着佛教的传播过程，佛像艺术也开始逐渐发展和流行起来，成为人类艺术宝库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而佛教造像则最能体现佛教教义并折射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对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艺术风范。
在佛教创立初期，佛祖释迦牟尼并不主张造像，也没有佛像，在释迦牟尼涅槃后的四五百年内，信徒们只能用佛祖的脚印来表达对佛祖的膜拜。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印度最先打破早期佛像雕刻只用象征手法表现佛陀的惯例，创造出了最早的佛像。中国南北朝时期是佛教造像艺术的第一高峰，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等著名石窟艺术便开始于那个时代。而兴盛于宋代的重庆大足石刻则是这一时期佛教石刻艺术的典型代表。到了明清时期，佛教铜像制作兴起并成为佛教造像艺术的又一个高峰。
咱们先说一下这尊头戴宝冠的释迦牟尼：它是流行于西藏、克什米尔及尼泊尔等地的造像样式。全跏趺坐，左手置于脐前结禅定印，右手结触地印，这是释迦牟尼的标准的成道像。头戴宝冠，冠叶错落有致，高低起伏，做工精细。肉髻高耸，宝珠顶严。面相端正，弯眉细目，眉间白毫，双目俯视，表情沉静。宽肩束腰，体态匀称。手脚刻画写实，肌肉饱满而富有弹性。身着袒右肩式袈裟，衣角搭于左肩，极富装饰意味。两腿间衣褶呈放射状自然流畅铺于座面之上。
一尊金刚亥母：右脚悬空、翩翩起舞、姿态轻盈灵动。右手上扬高举可以斩断一切愚昧，勾回真性智慧的钺刀；左手于胸前托着盛满鲜血的嘎巴拉碗，象征成功与幸福，这是金刚亥母标志性的形象。金刚亥母，藏文为多吉帕姆。她是一位女性神祗，其神格较为复杂。在藏传佛教噶举派中，她为女性本尊之首，在格鲁派中，她是三大本尊之一的上乐金刚的明妃；大多数情况中，她只是一位地位较低的护法神，然而也备受藏民族僧俗的十分崇敬。
一尊度母：度母是佛或者菩萨为救度芸芸众生而化现的女性形象，或是观音菩萨深感六道众生苦难流下的泪水所化现。度母低垂的双眼，慈悲的眼神，似乎所有的世间苦难在她这里都能够化解与解脱。健壮有力的四肢、饱满厚实的胸脯、细柔的腰身及微微扭动的身姿极尽女性阴柔之美。整体凸显健美的身体，造型比例准确，表现出极高的雕塑水准。
一尊合金铜的黑财神：黑财神，藏名臧哈纳玻，是藏传佛教崇拜的五姓财神之一。为了利益婆娑众生能脱离穷困之苦恼而化现，主要为驱除所有厄运纠缠，并使一切善愿都能心想事成圆满无碍。左展姿立于躺在莲花宝座上的梵天之上。左手持吐宝鼠，右手持嘎巴拉碗，顶结桃形大发髻，发髻正中有释迦摩尼化佛，头戴蛇形发箍。面生三目，圆睁怒视，宽鼻阔口，神态忿怒。躯体四肢粗壮结实，姿态威猛生动，表现出大无畏的气概。全身裸露，项圈、圣带、钏镯等皆以蛇饰。在藏传佛教里，蛇象征贪婪，这里以蛇作为装饰即表示对贪婪的制服。单层覆式莲花座，上缘饰连珠纹，莲花瓣扁平圆润，制作规整。
一尊药师佛像：药师佛全称“药师琉璃光如来”又称“大医王佛”、“医王善逝”等。佛教典籍中说，它是东方净琉璃世界的界主。曾发十二誓愿，为众生消除痛苦、求得安乐。药师佛肉髻高耸，饰宝珠顶严，螺发排列整齐。面容俊美，弯眉细目，眉间有白毫，双眼神采奕奕，大耳垂肩，给人以慈祥睿智之感。右手置于膝前，左手于腹前托钵，全跏趺于莲花座上。莲座为束腰仰覆，上下缘饰连珠纹，莲瓣饱满修长。药师佛身穿袒右式袈裟，裙摆自然铺于莲台之上。衣边饰精美花纹，衣纹流畅自然，表现出高超的造型水平。这尊药师佛形象庄严，品相完整，从整体风格来看，受宫廷造像影响，雍容华贵。
一尊莲花生大师像：莲花生石佛果圣地乌仗那人，藏传佛教宁玛派的著名祖师。吐蕃时期，赤松德赞邀请莲花生入藏传法，其一路降妖除魔，入藏后于779年建立西藏历史上第一座寺庙桑耶寺。大师跏趺坐姿，左手捧嘎巴拉碗，右手持金刚杵，金刚三叉戟揽于臂中，姿态生动自然。表情宁静而不失威严，双目炯炯有神，嘴角浅笑，鼻梁高挺，骨骼肌肉合理，不怒而威，散发出博大的精神智慧和力量。身穿稠叠厚重的僧衣，袍袖宽博，铺散在莲座中，衣饰繁复，衣袍边祥云卷草曼妙多彩。蓮师法冠上前方饰日月，双耳戴耳环，项坠项圈，装饰简洁大方。单层覆莲，莲瓣秀长圆润，显的端庄大方。造像小巧精致，铜质莹润，尽显莲花生大师慈悲博大的胸怀。
一尊宗喀巴上师像：宗喀巴不仅是西藏格鲁派的创立者，也是藏传佛教界最为重要的宗教改革家，精神领袖之一，被藏族人民誉为第二佛。他提倡显密并重，先显后密的修行次第；强调僧人必须严格遵守佛教戒律。十七世纪中期，格鲁派在和硕特蒙古军队的帮助下登上了西藏最高的宗教神坛，宗喀巴的造像和绘画非常流行，并形成了模式。本尊造像面向圆润，慈容含笑，双手各牵优波罗花枝，花蕾在肩头开敷右肩花蕾置智慧剑，右肩置般若经，表示其为文殊菩萨的化身。身着袒右式袈裟，内穿交领式僧衣，颇为写实，这都忠实地反映了西藏僧人的衣着习俗。领口衣边錾刻花纹，方形坐垫上同样錾刻花纹。用精湛的艺术手法完美的再现出一代宗师饱学多识、伟岸博大的精神气质。
还有一尊金刚萨埵像，做工精良，打磨光洁，流光锃亮，造像呈“三折式”身姿，右手于胸前持十字交杵，左手持金刚铃，跏趺坐姿，造像脸部泥金，头戴八叶冠，汉式发髻上立莲托宝珠，发丝清晰，尼泊尔式腰带系低腰群，衣纹自然流畅，具有典型的皇家艺术气派。工艺之精良，制作之巧妙，让人叹为观止。这是一尊非常典型的明代宫廷制作的藏传佛教造像，它在造型上具有庄重优美之感，它的雕刻工艺非常繁复细腻，在制作上也是精打细磨，看上去非常的明亮光洁。民间造像在这一点上是很难达到这一水准的。无论是它的姿势、装饰和它的面相都严格按照佛教造像量度的规定。标准而细致，秀美而华丽充分体现出明代永宣时期崇尚的标准、精细、秀美、华丽的一种造型美。金刚萨埵是佛教造像中的重要题材，它是藏传密教中的一位本初佛，藏密宣称大日如来为第一祖，金刚萨埵为第二祖，汉译为“普贤”它是藏传佛教中著名的忏罪本尊，信徒修持金刚萨埵本尊法，可以消业解障、清楚自身罪孽、止恶生善、回复清静自明之心。所以信徒常常观想金刚萨埵像并持念金刚百字明咒，以此来保证自己未来修行的功效。这样的修行行为在藏传佛教中非常常见，所以大量金刚萨埵像被制作并保留了下来。
这一尊尊佛像包含有一段段特别的历史记忆，包含有在元明时期汉藏交往的一段段历史史实。明朝初年，朝廷十分重视与西藏佛教的关系。明成祖即位之初，就邀请西藏的活佛到内地弘法，这对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明史记载，永乐年间中央政府曾大量施造佛教造像与青藏佛教高层互相馈赠，将佛像作为礼物互为祈福通纳已经成为习俗，即所谓的“赐佛制度”。永乐年间，中央政府还在宫廷设立专门的造像机构——佛作，专门制作藏式佛像。在元明几百年间，从藏区到京城，有喇嘛僧侣组成的大大小小的朝贡使团络绎不绝。伴随着他们的脚步明朝宫廷赏赐的自制鎏金佛像也流向民间。对西藏和内地的佛像制作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藏传佛教在元明历代帝王的大力支持下得到了迅猛发展，对藏传佛教造像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这一时期的藏传佛造像出现了许多内地造像的元素。在上面一尊金刚萨埵像上可以看到主尊宽大的披帛就是内地明清造像的典型标志，披帛柔软如丝般质感的手法以及台座下繁复的莲瓣纹，这些都是吸收了汉民族文化艺术表现的典型形式。这些都向我们表明了一个事实，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汉藏佛教艺术有了进一步的相互吸收、交流、融合。
这一座座造型精美，流光溢彩的藏传佛教造像见证了明清时期汉藏民族的友好关系，见证了明清时期汉藏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也体现了明清时期藏式佛像和宫廷艺术的成就。反映了明清两代藏传佛教思想发展和神像崇拜的面貌。它们的价值无论在宗教历史方面还是在艺术科学方面都值得我们更深入的研究和发掘。
从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佛教传播的过程，佛教造像风格在不同的年代都有着不同的变化，不断地适应着不同地区人们的审美意向。那么这也是佛教造像在历史的每一页篇章中都拥有一席之地的原因之一了。
几千年来，社会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们对于宗教的虔诚却从未改变，在扎什伦布寺、在布达拉宫、在大昭寺，每天朝拜的人依然络绎不绝。佛教文化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历程中常常随着所处时代的特点与当时、当地的文化载体相互结合，而呈现新的发展活力。佛教造像艺术也是如此。随着时代与文化的不断发展，不断呈现出新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