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门博物馆大门往里走，那一刻你便走进了那个文明激荡的时代。钟表是东西方文明碰撞的火花，它的出现发展与人类文明共同进步是分不开的。而澳门也是因为钟表和一个传教士才开始承接了联系东西方文明的重担，直到现在！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对于计时工具的研究也一直在不懈努力。公元前1300多年以前甲骨文中就有关于晷尺的描写，这也是中国人利用恒星计时的最早记载。到了公元1088年北宋元祐三年苏颂制造的水运仪象台可以说是最早的钟表擒纵机构雏形。那么问题来了，各种科技领先的中国人为什么后来在钟表的应用和制造上与欧洲人差距那么大呢？首先是民族个性的差异。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耕民族，农耕文化深入到社会各个方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延续了几千年，并且形成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圈。一个地域的产出基本上就可以满足当地人日常生活的全部需求。所以人们对于精确计时工具的依赖并不强烈，没有市场自然就没进步的动力。其次中国古时历朝历代金属都是被严格限制民间使用和获得的，这也就大大的制约了民间制表研究工作。由于原材料的限制中国一直没有形成全面的机械制造理论，就更谈不上大批量的精密工业加工了。而像苏颂那样少量的早期机械研究家因为数量极少很难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平民化，因而造成国内钟表制造逐渐落后于欧洲。而欧洲人自古是具有规模迁徙性的游牧民族，加之15-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为了在茫茫大海上知道自己的精确位置钟表的发展自然就备受关注。因为在最初依赖恒星定位的时代在大海上是很难做到精准定位的，后来人们经过对地球自转的测定发现地球是每二十四小时转一圈。而不论你身在何处正午十二点时太阳的位置总是处在一天的最高点，那么带一只甲地时间的钟表上船。在乙地正午12点时看这只表的时间，如果这只表的时间显示是1点，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距离甲地是一个时区的距离。这样就能知道自己所在的经度位置了。可以说钟表和洋葱成就了西方近代文明。钟表用来确定方位，而洋葱则战胜了坏血病，使得全球远洋航行成为了可能。它开启了欧洲人的殖民之路，也开启了东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
1582年8月7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大地，那时候他下船的这片土地因为盛产牡蛎所以叫做濠镜。利玛窦为了传播基督教教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并且携带了一大一小两座自鸣钟敬献给明朝万历皇帝。很可惜由于年代久远小的自鸣钟已经不知所终。而大的自鸣钟则放在北京故宫的交泰殿。直到嘉庆年间交泰殿失火，原钟损毁。现在交泰殿内的自鸣钟为嘉庆年间失火以后仿制的。在对这两座钟维护保养的同时，中国制钟艺人逐渐了解了西方制钟理念，和机械美学的基础。可以说利玛窦带来的自鸣钟技术大大的促进了中国制钟工艺的发展，为广钟，苏钟等中国制钟流派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标本。同时利玛窦在澳门培养了大量的华人修表技师同时奠定了中国制表业的基石。下面就让我们静静地聆听一下那些古钟的故事吧！
中国人在焚香时发现了香火燃烧时的基本等时性，进而发明了一种名叫火龙计时器的等时计时装置。形似一艘龙舟，龙型船身用以承托水平摆放的柱香。使用时点燃一柱香放在龙船上，在缓慢燃烧的过程中香火会烧断吊在龙船上的绳子。继而系在绳子末端的实心金属球掉落在下面铜盘中发出声响，由此可以判断大概经过了多久时间。当香柱长短粗细相同时，两枚金属球掉落的间距时间基本相同。在机械钟表尚未在中国普及时，这种计时方式被普遍使用。因为它不会像日晷那样受到阴雨或者黑天的影响，实用性更强一些。澳门钟表博物馆（下称博物馆）收藏了一件明朝中期的火龙计时器，可以说是那个时期的典型代表。而此时的欧洲制表已经趋近成熟。尤其教堂以及教会对于计时器的大规模使用更是带动了欧洲底层人民对于计时器的渴望。博物馆收藏有一枚17世纪早期德国制造的银制水晶十字架形挂表，外壳为白银雕花并镶嵌有水晶。单指针表盘，银质表面手工雕刻有狩猎场景，左侧雕刻有圣•乔治，右侧雕刻有牧羊人圣经人物图案。上面为独立猎人，下面为猎人、猎犬擒狼图案，表示正义将邪恶压制在最底端的意思。另外白银、水晶在基督教里都是圣物之一。可以祛除恶魔，是经常镶嵌在圣经上的。所以这枚表壳没有使用更贵重的黄金外壳其主要目的就是宗教法器作用。打开后盖可见十字架形的羊肠线宝塔轮机芯，冠状轮擒纵，铜鎏金的机芯夹板精心装饰的文艺复兴风格雕花卷叶纹。并雕刻有耶稣受难圣女头像以及鸽子头像。圣女头像低垂，眼角流泪。鸽子口衔橄榄叶。高温发蓝的钢制零件和螺丝造型优美。虽然经历了400余年的时间钢制零件也没有明显氧化。展示了当时欧洲金属加工的高超技艺。这只表当时是为主教、教堂或出国传教士所佩戴，在宗教题材的随身钟表里极具代表性，也是研究基督教的重要历史文物，最早为德国钟表博物馆旧藏。
说到欧洲进口到中国的钟表就不得不提一个品牌，那就是雅克德罗（Jaquet Droz）皮埃尔•雅克•德罗（Pierre Jaquet Droz）于1721年出生于瑞士拉夏德芳（La Chaux-de-Fonds）。由于雅克德罗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在机械、数学、音乐、冶金等方面都颇有造诣，加之当时瑞士钟表文化正在全面崛起，雅克德罗吸收了多元的机械设计，改良了之前很多动偶计时器的设计，使之更加精确耐用。并积极创新，更多使用新材料，新技术，贵金属及大面积的珐琅装饰。皮埃尔的成功离不开纳沙泰尔（Neuch tel）总督Milord Maréchal的大力支持。在Milord Maréchal总督的推荐下。1758年皮埃尔•雅克•德罗、其岳父和另一名年轻工匠Jaques Gevril特制了一架推车，装载着六个座钟出发前往西班牙，历经49天的长途跋涉，他们来到马德里，受到西班牙大贵族Sieur Jacinto Jovert的热情招待。耐心等待数月后，皮埃尔•雅克•德罗终于得到在西班牙国王裴迪南六世（Ferdinand VI）面前展示其作品的机会，由此获得巨大的成功。一台应声鸣响而无需触摸的座钟令国王和整个宫廷惊讶不已。几天后，他收到了2000块皮斯托尔金币作为整车全部作品的酬劳。所有作品均被马德里王室和维拉维奇奥萨王室买下。雅克德罗一举成名。皮埃尔•雅克•德罗回到拉夏德芳之后，凭借在西班牙获得的巨大财富，以及名望。他全力以赴制作怀表、音乐座钟和著名的自动玩偶。他的工作得到儿子亨利-路易（Henri-Louis）以及养子让-弗雷德里克•雷索（Jean-Frédéric Leschot）的协助，（雷索是皮埃尔的一位邻居的儿子，其母亲逝世后被皮埃尔收养。）雅克•德罗和雷索工坊向市场推出不断完善的精致自动玩偶，如戏剧舞台、三个自动玩偶：作家、画家与音乐家，这三个自动玩偶于1774年在拉夏德芳展出。这三件艺术珍品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钟表爱好者前来观赏，使得雅克德罗名噪一时。但皮埃尔•雅克•德罗并未停止创作和展现其杰作的步伐。1774年，皮埃尔•雅克•德罗决定在伦敦创办第二家表厂，伦敦在当时世界工业和商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已经现代工业的雏形。并且伦敦当时也是世界经济中心。各大制表学校的学生也为其工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他将表厂委托给其子亨利•路易全权管理。由于当时长途旅行还不很方便。亨利•路易便将一部分事务与伦敦表厂的管理托付给了让•弗雷德里克•雷索。雷索与钟表出口商考克斯公司（Maison Cox）强强联合，通过向广州派驻代理进入远东市场来拓宽销售渠道，并担任雅克德罗驻中国、印度和日本销售代理多年。1775年，雅克•德罗带着三个自动玩偶离开拉夏德芳，相继在日内瓦和巴黎进行展示，法国国王路易十六（Louis XVI）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也目睹了这三件艺术珍品的风采。随后他们成为欧洲主要王室宫廷的座上客，先后于1780年在伦敦、荷兰和法兰德，1781年在法国北部展示三个玩偶机。他们于1782年和1783年两次到访巴黎，1784年到访了里昂。之后，他们还到访了喀山（Kazan）的俄国王宫和马德里王宫等。早在18 世纪，中国皇帝和达官贵人就已收藏皮埃尔•雅克•德罗的钟表杰作。清朝皇帝乾隆对欧洲的机械钟表和自动玩偶十分热衷，他还特地兴建了国有的“做钟处”并雇佣了几百人专门从事欧洲机械钟表和自动玩偶的进口贸易。当时最主要的贸易公司之一James Cox London与清朝有着紧密的贸易往来，向中国输送了众多雅克德罗伦敦表厂生产的钟表杰作。雅克德罗可以说是向中国销售钟表的先驱品牌，（早年一些其它品牌或个人大部分为赠送）如今在故宫博物馆中还陈列着不少保存完好的自动玩偶和怀表。非官方记载雅克德罗最早进入中国是在1783 年12 月23 日. 广州的Cox洋行向雅克德罗公司订购了一只带有报时装置的怀表。另外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乾隆《进单》记载。1785年8月3日粤海关监督使，穆腾额通过詹姆斯•考克斯公司向雅克德罗订购了一对铜镀金转花过枝雀笼钟作为贡品进献给当时的乾隆皇帝。这也是可见中国人最早和雅克德罗接触的记载。而中国皇帝最大一次接受雅克德罗的作品则是在1793年8月英国马格尔尼使团访华所带来的大量雅克德罗作品。而博物馆所藏的这具铜鎏金鸟笼钟是雅克德罗父子与另一位制表大师勒烁的作品。制作于1785年通高28厘米。鸟笼高19厘米。采用八边型底座，鸟笼上方是锥状尖顶。笼身为雕花卷叶纹装饰。发条以及机械结构布置在八边型底座内。当启动机械装置以后鸟笼内两只彩绘雀鸟会振翅，张嘴鸣叫，特别的设计让人们感觉两只鸟是在横木上来回跳跃。中间的三只螺旋纹玻璃管则同向旋转犹如瀑布一般动感十足。极其精巧。黑檀木底座为19世纪早期特别定制。设有一座2英寸金雕花面钟。宝玑指针，宝塔轮机芯。冠状擒纵系统。整体保存完好功能如初。勒烁则是活跃在18世纪瑞士的著名制表大师。很多作品被人们竞相收藏。而雅克德罗制造的怀表同样精制。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件。雅克德罗中国市场珐琅彩绘怀表。约1790年制，表径53毫米，18K黄金珐琅彩绘珍珠镶边开面表壳。珐琅彩绘描绘西方牧羊女场景，为中国市场专门制作。采用镰勾式擒纵（又称为丁字轮），在摆轮轴的空心管中出现了类似于镰钩的钩状物，故以此为名。约在1780年由Jean Andre Lepaut发明的早期擒纵装置，由于每一个擒纵轮齿上具有直立于轮面的柱体，形似中文的“丁”字， 又称为“丁字轮”。如果说雅克德罗是占领了中国高端钟表市场，那么爱德华•播威则是面向中国民间市场最典型的代表。爱德华•播威（Edouard Bovet）于1797年生于瑞士纳沙泰尔的弗勒里耶，其父亲就是当地的制表大师。从小受父亲影响爱德华•播威对机械有着异常的天赋，并在十几岁时就去了英国伦敦学习钟表制造。1818年4月20日爱德华•播威乘坐东印度公司的奥威尔号客轮来到了中国广州。在广州爱德华•播威发现中国民间对于怀表的需求极大，当时所有怀表都是在欧洲生产，路途遥远产量稀少，且价格昂贵很难为中国民间市场所接受。经过一系列的考察以后爱德华•播威卖掉了随身带来的四只怀表，于1822年初在广州成立了播威钟表公司。同年5月1日他的兄弟在英国伦敦注册了播威联合公司。爱德华•播威提出创新的生产方式由家族的古斯塔夫•播威在瑞士弗勒里耶生产基础机芯，批量运往广州之后在进行二次加工组装。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大大节约运输成本以及风险（避免了成表在运输中的损坏）。而其他工序在国内生产如外壳等，使用中国匠人，人力成本低且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大大的降低了怀表的生产成本。由于价格便宜爱德华•播威生产的怀表迅速占领中国市场，且当时别出心裁的接受了特殊定制（主要是装饰风格）更是深受当时达官显贵们的喜爱，清朝洋务大臣李鸿章就是播威的忠实用户。播威生产的怀表主要采用了当时容易生产加工的“八大件”机芯。虽然“八大件”机芯版路有多种形式如普通八件，回环八件，龙纹八件，卷云纹八件等等，但是其都是方便制造以及维护的。外壳多是用中国人喜欢的珍珠圈口加珐琅彩或漆彩绘，这些特色都直接奠定了播威在中国市场的中坚地位。1840年以后由于鸦片战争的影响爱德华•播威将工厂搬迁至澳门，销售仍在广州。博物馆藏有一只爱德华•播威公司在1840年制造的银鎏金彩绘珍珠圈口开面怀表。珐琅彩百花不落地图案，55毫米直径，是播威全盛时期的典型代表。见证了爱德华•播威在中国的巨大成功，也见证了那个东西方文明激烈碰撞融合的时代。
过去的人们对天体有着异常的痴迷和崇拜。尤其计时器出现以后显示月相，日相等功能的计时器也曾出不穷。博物馆也收藏了一座1735年英国产球体月相音乐座钟。此钟为英国著名制表大师Roger•Dunster（1695-1747）作品，通高166厘米，钟身有大量铜雕刻装饰件，反向铃顶黑檀木钟壳，中间设有罕见的可旋转式球体月相及月龄显示，并同时可以演奏12首乐曲，整点、半点报时、日期、时、分、显示功能。钟面和机芯有雕刻签名Roger•Dunster。机芯甲板都有精美手工雕刻。是可以代表英国同时期钟表的杰出作品。
机械结构的转动可以造成视觉上的变化效果，这也为各种动偶钟表提供了重要的发展舞台。博物馆同样收藏有一具荷兰产彩绘人物场景动偶座钟。此钟约制造于18世纪晚期，铃顶式钟壳贴黑檀木皮，鎏金嵌花铜饰。黄铜钟面上有开窗。开窗内为彩绘人物活动场景，共有四组人物活动装置会在奏乐时启动，仿佛上钟上人物在演奏。银制时间盘上有罗马数字时标和阿拉伯数字分标，刻度圈开有四个开窗。分别显示日期、月相、月份、星期。钟面右下方设有曲目选择拨杆，可上下滑动选择乐曲。左上方设报时/静音选择键。右上方设乐曲/静音选择键。三轮系机芯，两组采用肠线，一组采用宝塔轮，冠状擒纵机构。28锤16铃可演奏12首不同乐曲。自鸣打刻，半点与整点先奏乐后报时。因为荷兰人比较懒，故逢半点奏乐后都会敲打下一个整点时刻，比如6点半就会打铃7下提醒人们快7点了。这种报时方式是荷兰独有。也是精确确定此钟产地的重要因素。荷兰虽然不是著名钟表产地，但是此钟的发现同时印证了荷兰制钟业的发达程度。
进入19世纪以后工业生产席卷整个欧洲，精密加工机械以及测量工具的出现使钟表走时运行更加精确稳定，整体体积也逐渐缩小，更加方便钟类的搬运和摆放，也更加节约资源。博物馆收藏有一具1880年英国产音乐座钟。为当时英国著名制表大师johns creed jennens作品，通高59厘米，钟身同样有大量铜鎏金装饰，反向铃顶黑檀木钟壳。钟面与机芯都有精美浮雕，三轮系宝塔轮机芯，具备走时、报时、功能。报时可选择西敏寺钟声和八铃音乐两种不同声音。钟下雕刻有William Angus.17 Road street.Liverpool。也是可以代表当时英国工业制钟的杰出作品。
可以报时的钟表深受过去人喜爱，因为可以不需要看表就可以通过声音判断当时时刻，但是钟又不可能随身携带。问怀表自然也就应运而生。博物馆收藏有一只Cartier & Mourier二问珐琅怀表。约1770年制，表径52毫米，18K黄金珐琅开面怀表，鎏金全夹板机芯，雕花镂空摆轮夹板，珐琅彩绘描绘牧羊女和男孩、山羊的场景。具时、分以及二问报时功能。机芯及表面都签署有Cartier & Mourier。而这种怀表当时不仅仅局限于人携带。也会装在盒子里挂在马车上，习惯称为马车钟。尤其中国市场当时订购了大量这样的钟表。博物馆同样收藏有一件中国市场马车钟。约1780年英国制，表径78毫米，铜鎏金珐琅双套壳，分别描绘两位不同的西方仕女。签署William Carpenter。具备时分显示、1/5飞秒，月龄显示，以及开始、停止机制William•Carpenter是英国伦敦以制作飞秒和音乐动偶时计著称的钟表匠，经常出口东方市场，例如中国、印度、中东等地。表面上常以视觉丰富的多针，多功能显示作为设计。因其复杂的显示方式给人以视觉上的极致享受。
欣赏完这些精美的古董钟表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当年制表师的伟大，他们为人类科技进步付出的不懈努力是留给今天人们最珍贵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