蜻蜓眼在古玩界人皆闻之，这便是古时国之两大珍宝“随珠和璧”中的“随侯之珠”——蜻蜓眼。今时称蜻蜓眼是对这一古珠之俗称。
蜻蜓眼为玻璃制品，玻璃又称琉璃。玻璃，中国古代称“琉璃”、“料”、“罐玉”、“药玉”、“玻黎”。中国玻璃最早出现于西周时期，汉以前玻璃纯粹是一种奢侈品，西汉恒宽《盐铁论》中说：“……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玻璃”一词，出现于南北朝。唐宋以降使用更频。但对于玻璃的称谓，窃以为，当今所言玻璃与古时却又不同，实则是由于的生产条件、烧制原材料、工艺有别所致；古时玻璃烧制，由于玻璃的烧制温度需要1700度才能将制玻璃的主要材料石英砂熔成液，依古时条件难成，为了降低石英砂的熔点，古代先民便为其加入铅、钡，作为助溶剂，所以，我国古代玻璃之主要成分，多是铅钡玻璃和少量钾成分。由于我国古代在蜻蜓眼主要生产的历史时期，诸侯国群雄争立，所以各诸侯国玻璃艺工匠多就地取材，虽配方基本相同，但成分含量却有所差异；而古时西亚、北非，乃至后来整个西方及我国现代的玻璃主要成分，多为钾钠玻璃。“玻璃”与“琉璃”，虽古时有玻璃称谓，但今时之人对“玻璃”的概念理解早已不等同于古代的“玻璃”，故，称古时之玻璃，窃以为最好与今天玻璃有别才是，“琉璃”似乎更为确切。
据资料记载，“公元前2500年人造玻璃首次出现于西亚及埃及，最早的用途是制造珠饰，先是出现单色玻璃，1000年后又出现彩色玻璃。公元前15世纪玻璃珠上开始有彩斑条纹或点状图案。公元前10世纪，在玻璃珠母体上镶同心圆，制造出“眼睛”效果的镶嵌玻璃经终于在地中海沿岸出现。蜻蜓眼珠的纹饰一般均为若干颜色的套环状，就像蜻蜓的复眼。据考蜻蜓眼珠起源于公元前十四世纪埃及的神像眼睛，它拥有无限神力，能驱走恶魔，带来平安。其后神眼传至西亚、欧洲及其他地区。神眼珠有避邪功能的这种信仰，多盛行于从事畜牧的草原民族。这种镶了“复合眼珠”的玻璃珠，春秋战国时期进入中国。中国中原地区与西亚虽然相隔数万里，但在公元前二千年到一千年的铜器时代，东西文明之间活跃着许多游牧民族，在游牧民族迁徙的路途中，身上佩戴这种镶嵌玻璃珠，一方面可以避邪，一方面随时都有可能用来交换所需之物，他们往来于漫漫中西亚沙漠地带，游牧民族便把这种镶嵌玻璃珠由西亚带入中国。近年中国考古学家在新疆轮台群巴克发掘了公元前八至九世纪的墓葬群，出土了不少蜻蜓眼珠，与伊朗吉兰州以及中国中原地区春秋战国的蜻蜓眼珠非常相似，进一步证明了公元前一千年或略早，蜻蜓眼珠由游牧民族从西亚经过漫长的岁月带入中国。在中国，镶嵌玻璃珠与单色玻璃珠同时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期间并没有任何过渡发展过程。镶嵌玻璃珠的突然出现，或许只能用贸易品来解释。”
春秋、战国时期蜻蜓眼的工艺及特点
“蜻蜓眼”按胎质不同分为三类：费昂斯(烧结的玻砂)、陶胎及琉璃胎。三种胎质的成型工艺不同：费昂斯胎以浸釉为主；陶胎以彩绘为主；琉璃胎则结合使用了“缠芯法”与“镶嵌法”，具体工艺尚待考证。
春秋战国时期，甚或西周、西亚玻璃珠以贸易形式被带入中国，这种色彩斑斓，艺术风格迥异的稀缺之物立刻受到当时中国王公贵族的极度喜爱，成为王室贵族的专属，由于与同期中国主流的玉器或其他不同的艺术门类上传统的云纹、蟠螭纹和龙纹等纹饰大不相同，由此带来视觉上的强烈感受，在上层社会产生了高度的需求，导致当时的中国玻璃艺匠开始利用本地原料进行仿制，以氧化铅和氧化钡替代钾和钠，制造出与西亚、地中海东岸地区配方不同，也就是含铅钡成分的蜻蜓眼玻璃珠。中国工匠在学习制作的同时，亦进行了大胆改良与创新，除了西方常见的圆珠外，中国“蜻蜓眼”的形状被拓展至方形、锥形、长管、圆片、长条形、弯月形等，并被镶嵌于铜壶、铜镜、玉器、金铜带钩、青铜车马件、漆罐、陶罐等各式器物上。使这一舶来品更符合中国王公贵族的审美，尤其是战国时期的蜻蜓眼，其精湛的制作工艺，成为世界古琉璃史上最浓厚凝练的一笔，这一时期也因此成为中国在世界琉璃史上唯一领先的时期。
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玻璃眼珠多为类形球，并不规整，有像扁方形或扁鼓形。尺寸比较小，绝大多数直径不足二厘米。一般多在一到一点五厘米之间。珠地多为绿、蓝或黄色，母体不透或半透明。纹饰简单，采用西亚常用的几何图案，蜻蜓眼珠的纹饰风格是独树一帜的，也可以说偏于西亚风味，其主题都只是同心圆。同心圆一般为三层，也有多达五、六层的，以平嵌手法嵌入，中心点为深蓝色，外层则多以褐白相间或蓝白相间。嵌入之眼珠地浑然一体，不突出也不易脱落，如（图1）。
战国中晚期的蜻蜓眼珠有别于春秋末期或战国早期，尺寸稍大，直径大约二厘米，手工愈加精堪。颜色基本保持春秋末期或战国早期的种类，仍为半透明白、宝蓝、海蓝、褐、土黄、黄、墨绿、绿、暗红色，但其纹饰绚烂多姿，极富变化，圆圈纹或凸起或剔刻，造成鼓眼的效果；也有眼的白色轮廓以“祈月”形成替同心圆，造成斜视的效果，使“眼”更加生动传神，如（图2）。并且在纹饰上出现了更多的中国式样的图案,比如对称图案或者用点线连接的蜻蜓眼和被称作“珍珠地”或称“连珠纹”的纹饰，都是当时中国本土流行的主要样式，如(图3、图4、图5）。当时掌握的琉璃呈色配方并不多，各地因原材料配比差异会有料色上的细微不同。“蜻蜓眼”的眼纹，根据眼圈数量，可分双眼圈、多层眼、复眼；根据形状，可分平眼、凸眼、角锥眼、乳丁眼；根据排列，可分对称、交错、连续；辅助纹饰也有实线菱形、点状菱形、点线叠合、三角纹、太阳纹、星形纹、闪电纹、蝌蚪纹、泼墨纹等多种。
“蜻蜓眼”纹饰与色彩的千姿百态，窃以为是先人对天地、宇宙、社稷、生命的认知、甚或崇拜与表达，绝不会空穴来风，古人不会为了装饰而装饰。看看这些蜻蜓眼的纹饰，虽然蜻蜓眼来自西亚，我国古人由于推崇喜欢，在春秋、战国初期由爱而仿，但到了战国后期至汉，纹饰的转变，与同时期不同门类的艺术一定有着内在的联系，历史证明，我们的民族自古至今都是一个善于学习会吸收外来优秀的文化的民族，但同时一定也会创新，绝不会一味发扬外来文化，所以，蜻蜓眼上的纹饰变化，比如点状菱形纹、谷纹、蝌蚪纹与同时期玉器上的网格纹、谷纹、蝌蚪纹是否是同一个表达，太阳纹、星光纹、闪电纹是否又是古人对天地宇宙的敬畏之情等等，本人窃以为，在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蜻蜓眼会否在西方神眼功能中演变成即是保留有部分中国式趋吉避凶的文化基因，同时强调表现中国的五谷丰登、四时的风调雨顺、甚或宇宙天象呢，大小眼的数目难道是随意的吗？排列的图形是无意而为吗？显然有太多的未解之谜，希望借此引起争论和更多实际的探讨。虽然有些不解之谜还有待我们进一步考证，但是，中国古人延伸、发展的一定是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无论怎么设色、排列，最终难以脱离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价值取向；每一颗蜻蜓眼都是中国那个时期传统文化的意识载体，古人讲究的内敛与和谐，对称与平衡，敬仰天地与神明，无不体现在蜻蜓眼色彩、纹饰与形制上、高度的和谐上；美不胜收，绝不突兀。
蜻蜓眼珠这一特殊形制的琉璃珠造型方式,由最初单纯的喜爱而仿制，到最终被中国本土文化逐渐同化，成为我国那个时期自己民族特殊的文化符号之一。尤为感叹。
在国家考古发现上，关于蜻蜓眼的出土数量其实并不十分多见，其中山西长治分山岭270号墓、山东临淄郎家庄1号墓、洛阳中州西工路基、河南固始候古堆墓和湖北隋县曾候乙墓都出土过蜻蜓眼。1978年，湖北曾侯乙墓(即随侯墓)出土了173颗“蜻蜓眼”，这便是世人所谓的两大珍宝“随珠和璧”中的“随侯之珠”。
《庄子》：“今且有人于此，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韩非子》和《墨子》也把隋侯之珠列入良宝。而秦代李斯在著名的《谏逐客书》中写道：“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琉璃在当时的社会，既是时尚之物，其价值又远胜黄金，同时又是社会地位与身份的象征，蜻蜓眼的珍稀更是可见一斑。时至今日，蜻蜓眼依然重新换发光彩，其价值有更待进一步的挖掘。
看到一些资料，说国内一些藏家提到了“蜻蜓眼的品类分级”,也就是琉璃珠里品级比较高的东西——是大眼里面又套贴几个小眼的复眼星纹珠,根据小眼的数目进而又被分成三星纹、五星纹、六星纹、七星纹等,甚至还有十二星纹的，如（图6、图7）。这些珠子少见且昂贵,这是因为它们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而且必是品相完整，眼无脱落、光润少麻坑、配色精妙、皮壳包浆俱佳者等级最高。具体工艺日后具体详述，在此不在赘述。
战国蜻蜓眼的制作工艺在历史的长河中遗失，只在战国至汉时期短短的几百年年之间流传过，南北朝后工艺绝迹。由于蜻蜓眼珠出现在历史中的时间如流星闪过，有些制作工艺已无法寻迹，今虽有不良商人尝试仿制古代蜻蜓眼渔利而不得其法，虽有几分相像，难得其内在精髓。古代蜻蜓眼精湛的技艺却始终无法复原，况且历史时间的长河给予蜻蜓眼岁月的痕迹密码，唯有赞叹与静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