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物学里折射出来的是时代背景和人文精神，如果又能把玩赏鉴，就可以把这部分叫做文玩。一件东西的流传和构成不是孤立的，是和大背景大时代大文化大情怀有关联的，也是和个人情操和价值观不能分割的。一个素心若雪的作者做出来的作品一定有雅洁之气，一位善者必福的君子做出的作品一定有圆融谦逊的线条。正所谓“似是无情却有情，此处无声胜有声”。
陶器从远古氏族社会绵延而来，抱朴守拙。器物融入生活，线条图案直指人心，既接地气，又有底蕴。蟋蟀文化记载早自诗经，与百姓生活密不可分，源远流长。在秋虫的鸣声里有多少国情乡愁，多少童年追忆。当两者结合的时候，就诞生了精神和物质的结晶，传世的蟋蟀文化用具。从贾似道的半闲堂，到宣德皇帝的宣德盆，慈禧太后的定制虫具。这小小的一角折射出来的是斑驳的历史，沧桑的演变。
蟋蟀盆，南方称盆，北方称罐。材质有金、玉、瓷、紫砂、竹木、象牙。但是最广泛使用的是最适合蟋蟀饲养的陶器，其中又以澄泥为最。
所谓澄泥就是经过多次澄洗的特殊细泥，用澄泥烧制而成的器物，质地细腻、密致滋润，犹如婴儿皮肤一般，历经暑寒、风吹、雨打不变形，不开裂，且耐酸碱盐腐蚀。
古陶瓷界一般都认可澄泥砚起源于秦汉时期的砖瓦，民国赵汝珍先生所著《古玩指南》在《第九章砚》中写道：“瓦权作砚也，乃系特别精心制造者。其质坚硬，其音清脆，绝无沙眼，石粒羼入其间，较之澄浆金砖尤为细腻。在唐以前千余年间作书作画全用此砚。”又说：“除特制之瓦砚外，并多有秦汉砖瓦为砚者，除瓦砚外石砚之用已由此时肇始”。由此可以断定，秦汉时期“澄浆金砖”“特制之瓦砚”就是用“澄浆”即“澄泥”制作烧制而成的。
南宋《坦斋笔衡》在论及修内司官窑时说：“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俟矣。”可见当时澄泥已经很珍贵了。
唐代以前，人们尚未发现或熟练掌握使用“高岭土”，但却能烧制出胎体薄、火候高、硬度强的瓷器，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人们早就掌握了费时费工的澄泥制作工艺。
唐代贵妃有用蟋蟀贮于金笼听其鸣声催眠的记载。至宋一代，民间到官方喜虫戏，范围极广。用具更是大为发展，从蟋蟀盆到内部的过笼和水盂都在考古中有所出土。
在蟋蟀盆的发展史上必须提到南北发展流派的差异。各个时期的大师遗风都推动和影响了多样性和工艺的进步。
北派蟋蟀罐的发展得益于王公贵族云集京畿，能工巧匠汇集于此。自元定都绵延明清两朝，蟋蟀文化的养斗玩赏流行于上层社会和百姓之间。越是太平盛世越是发展繁荣。北地秋寒，所制蟋蟀罐形式与江南迥异，以高腔厚壁三合土为内底为主流，澄泥为胚，考究者配合挂浆工艺。除了适应名虫大将的饲养，也追求手抚如玉，良才不琢的审美情趣。
其中堪为北派代表的宗师主要有两人：一名“万礼张”，一名“赵子玉”。此二人对后世制罐艺人影响深远，不但其独有款式成为风格被竞相仿效，后者子玉罐的名声更是随华人文化的传播名闻遐迩。
考其源流，北方陶制蟋蟀罐，目前所知最早的是“万礼张”系列。其制作者名为张和清，生卒不详，可能生于嘉靖时期，但主要制罐年代则在万历时期。有关万礼张蟋蟀罐的详情，已由王世襄写入为《蟋蟀谱集成》所作之《秋虫六忆》。万礼张盆共计9种：1、万礼张造，2、白山，3、秋虫大吉， 4、永战三秋，5、永站三秋，6、怡情雅玩，7、永远长胜，8、春游秋乐，9、净面(光素无款识)。万礼张系列唯盖内有款识，盖与罐体之间多有骑缝章，或为“同”字，或为类似草书之“菊”字，或为笔管痕。底无圈足亦无款，罐体多数无浆皮，但以带浆皮者为佳品。罐体内部手撸痕、罐底竹片旋刮纹均很明显，有浓重的手工痕迹。
王世襄自嘲诗云：“万礼张盆碧玉池，鹦花过笼庇雄雌，缩身恨乏壶公术，容我悠然住几时。”其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俗话说，三分虫，七分养。故蛩家极为重视虫盆的优劣，尤重名盆收藏。万礼张盆存世量少，一方面是由于其年代久远，另一方面与其材质、工艺特点有很大关系，万礼张盆被玩家归纳为“糠胎大瓮刀削底”，因其糠胎，透气性极佳，作为养盆，再好不过；刀削底，无圈足，得地气足。老一代蛩家皆以为，万礼张盆养虫实胜过子玉，原因就在于此。但这些特点也导致其易损，故观赏性无法与赵子玉系列相比。图1为嘉德拍卖行13年拍卖王老旧藏专场之物，当时起拍价十五万，现早过百万了。
再说赵子玉，丁佩《萝窗小牍》曾提及：“赵子玉，家北京，清初人。善制澄泥蟋蟀盆，式既古雅，刻镂亦精。好事者珍之，亚于宣德。”此书刊于道光元年，即公元1821年。丁佩为清中期才女，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一作长州(今苏州)人，善刺绣，有《绣谱》传世，后世评价极高。丁佩著书应是中年以后的事，嘉庆一朝不过25年，丁佩当生于乾隆中后期，她的话可信度较高。
王世襄《秋虫六忆》集拙园老人，李桐华，黄振风及虫贩赵子臣三种说法，详情可参阅《秋虫六忆——忆器篇》。但综合异同，似不应以泥色、款识混同分类，倘以款识分，得13种：1、古燕赵子玉造(末一字为“制”者皆伪)；2、淡园主人(全为三号罐)；3、都人赵子玉制(末一字为“造”者伪)；4、恭信主人盆赵子玉制(大恭信)；5、恭信主人之盆(小恭信)；6、敬斋主人之盆；7、韵亭主人盆；8、闲斋清玩；9、乐在其中；10、全福永胜；1、净面(无款识)；12、大清康熙年制(有争议，李桐华认可，黄振风、赵子臣不认可)；13、永战三秋(有争议，黄振风、赵子臣认可，李桐华不认可)。其中又以定制款为尊，如五号罐“乐在其中”。因赵子玉本人制罐数量受社会客观条件时空背景所限，存世量不会很多。后代所见多是以其名字为字号所托所制所仿者。其在世时，受权贵追捧，权贵把玩喜大小适中，手摩案供，自然以定制罕见款为尊，此人之常情也。近代断子玉常以泥质和戳记形式为主，不免以偏概全，尚需结合同时代其他器物风格比较，细节推敲 。因为没有一件事物是孤立于时代的，任何脱离逻辑脱离时代背景的判断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民国时期，在古玩圈成对子玉罐的价值约等于清中期官窑。上流社会和民族资本家都以收藏有真子玉为荣，也有相当一些流失到台湾和海外。随着祖国经济的繁荣，回流大潮的来临，个别其中的精品也一起回归祖国，可见华人血脉中落叶归根的情怀一样在这特殊的文玩里得到体现和承载。
图2为子玉五号“乐在其中”，盖有五爪龙纹，与清前期瓷器等纹饰可做比对，当出自内廷定烧。
北罐的基准线实在是建立在一个有名的年代上的，那就是无论瓷器还是陶器蟋蟀盆都很巅峰的大明宣德盆。
公元1426年，28岁的朱瞻基继父位登皇位，世号宣宗，遂改年号为宣德，九年零七个月后，宣宗病逝，宣德一朝随之结束。宣宗文洽武功，延续了明王朝的兴盛，《明史》称其“蒸然有治平之象”，明史家盛赞仁、宣二朝为“仁宣之治”，比之于西汉的文景之治。的确，宣德一朝确实为有明一代最为辉煌的时期，其官窑瓷器的烧制也代表了明代官窑烧制的极盛。直到今天，宣德官窑还代表明清官窑烧制的高品位。宣宗才干卓越，且有许多雅好，如“尤工绘事”，“留神词翰”，其中尤为人道的是“好促织之戏”。明《万历野获编》载：“今宣德蟋蟀罐甚珍重，其价不减宣和盆也”。这里，说明宣德官窑蟋蟀罐在明代就已成为时人追捧的名品。宣德蟋蟀罐是专为宣宗斗蟋蟀烧制的官窑虫具。明代养蟋蟀成风，袁宏道《促织志》有“京师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的记录，当属这一真情的写照。斗养蟋蟀既为时俗又为民俗，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北京故宫收藏宣德官窑瓷器八百七十余件，台北故宫收藏宣德官窑瓷器一千七百七十四件，如果连同国内外各博物馆的同类藏品包括在内，也还有相当可观的数量，却无一件宣德虫具。不过就是在十几年前，人们关于宣德官窑虫具的情况还处于疑惑当中。1982年和1993年，景德镇明御器厂先后出土经复原的宣德蟋蟀罐计二十余件，这不仅证实记录真实可靠，且为一向少见的宣德官窑虫具提供了实物资料。
蟋蟀饲养以陶器为最，宣德皇帝乐于此道，是这方面的大行家。所以留下的陶器大明宣德盆历来是蟋蟀盆收藏中的皇冠明珠。而明宣德时定都北京，自然是北派款式，写款也要参照同时期瓷器和宣德炉，德字下必然少一横。泥质也应当是百炼澄泥，圈胎挂浆。大小形式也有所规矩，重量适中。（图3是一件宣德盆的珍品。）
说完北派蟋蟀盆，必须提一下南派蟋蟀盆。南派蟋蟀盆源自南宋，以宣和盆最为有名，但实物至今未见存世。后以邹大秀小秀开宗，在江南苏州陆墓取土制造，绵延数百年，糅合江南灵秀之气塑造了南派特有的区别于北方厚重大气的南方清秀可人的蟋蟀盆款式。（现列举几件精品如：图4、5、6）
另外，在南北蟋蟀盆以外，配套的盆内用具也折射了很多文化的一影子，有皇家定制也有私人定烧。（如图7、8）
综上所述，当今社会蟋蟀盆的发展并未止步，也涌现了当代的蟋蟀用具方面的工艺大师，相信在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当下，这一古老的历史传承很必将发扬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