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浩瀚，宗教文化流传已久，佛教作为中国的信奉人数最多的宗教，对国人的影响更是根深蒂固。佛像作为佛教不可或缺的必备品，更是受到很多人的热捧。佛教艺术品之所以前景看好，除了拍卖会的推动作用外，还在于其自身宣扬的佛教思想符合人们的审美意识和情趣追求。佛教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作为一种觉悟，深入人心。佛教艺术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在中国及世界艺术史上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两千多年的佛教文化历史使其拥有近6亿人的关注群体。我在微信圈里曾清晰地指出三点：1、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2、宗教信仰无国界；3、艺术元素一旦与宗教元素融合必将大大推高艺术品的市场价值。
藏传佛教又称为金刚乘，是佛教从印度传入我国的过程中，因地制宜，与西藏当地传统宗教互相融合形成的一大佛教体系。而其中为了修炼和崇拜，藏传佛造像更是融合了藏民族特性，印度文化遗风，汉民族工艺水平，佛教的宗教信仰的集大成者。
藏传佛造像艺术和西藏的历史是息息相关的。
西藏的象雄王朝和古格王朝在历史中披着神秘的面纱。象雄王国是吐番之前在西藏高原雄霸一方的部落国家。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的一万八千年前。地域辽阔且位于交通要道的古象雄，堪称“古代文明交往的十字驿站”，其与中亚、西亚、南亚等地域都有过交流，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造就了象雄成为古丝绸之路驿站的先天优势。
古格王朝的前身可以上溯到象雄国，王朝的建立大概从9世纪开始，在统一西藏高原的吐蕃王朝瓦解后建立的，到17世纪结束，前后世袭了16个国王。因此古格王朝在西藏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古格雕塑多为金银佛教造像，其中成就最高的是被称为古格银眼的雕像。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及受多种外来文化的影响，古格的艺术风格带有明显的克什米尔及犍陀罗艺术特点。在札不让的北面，有一个名叫“鲁巴”的地方，今天仍然是札达县的一个乡。藏语中“鲁巴”意为“冶炼人”。古格王国时期这个地方素以精于冶炼与金银器制造而闻名，当年阿里三围以托林寺为主寺的下属24座寺院的金属佛像与法器，都由鲁巴铸造。据说鲁巴铸造的佛像用金、银、铜等不同的原料合炼而成，工艺精湛，通体全无接缝如自然形成，其价值甚至超过了纯金佛像。最为神奇的名叫“古格银眼”的铜像，只有古格才能制作，更是被视为佛像中的精品，因为极少流传于世，所以尤为珍奇。
中原地区与周边民族地区往往以婚姻为纽带，加强联系，巩固政治的稳定。西藏公元641年唐太宗宗室女文成公主进藏，嫁给了松赞干布。她带去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包括天文历法、五行经典、农业技术、医术、建造术、造纸术、雕刻术、酿酒术等等，还有农业技师、画师、建筑师等一大批匠人，极大地促进了西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到现在，在西藏还能看到、找到唐朝的文化、经济方面的一些遗存，比如木板雕刻藏文佛经，西藏农村的藏纸术、寺庙的建筑术等，甚至服饰上还能看到一些唐代的影子。
文成公主和更早些时候嫁到西藏的尼泊尔尺尊公主各带去了一尊佛像，松赞干布修建了两座寺庙供奉佛像。文成公主带去的12岁释迦牟尼佛等身像至今还供奉在拉萨最神圣的大昭寺。说到这尊著名的殊胜的十二岁释迦牟尼佛等身像，相信至今去拉萨旅游的人们也是必然去参观朝拜的一处圣地。藏传佛教弟子最信仰、最崇拜此像，把它作为最大的精神支柱，称此像为觉沃仁波切。“觉沃”意为至尊，“仁波切”意为珍宝，即师尊大宝之意，见佛像具有见佛本人之加持力。见到这个佛和见到2500年前的佛祖没有区别。
到了元代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成为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元至今，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已有700多年历史。元朝不仅从法理上将西藏纳入版图，同时，也应看到，拯救了400多年战乱不止的西藏人民。
其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的国师，八思巴。八思巴十七岁时，被临终的萨迦班智达任命为自己的法位继承人，即萨迦寺主持和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去世后，八思巴开始担任萨迦寺主持和萨迦派教主职位，成为萨迦派第五祖。从此八思巴逐步成为既是萨迦派的教主又可代表西藏地方势力的显赫人物，因而他对西藏地方乃至元朝中央政权起过重大作用。他不仅融合汉藏文字创造了蒙古的八思巴文，更成为国师和宗教领袖，所以后世流传下来的藏传佛造像中的八思巴像的地位都很殊胜。
自明清以降，藏传佛造像艺术达到了发展高峰，在汉地大规模弘扬佛法的同时，与藏地的艺术交流和技术交流都达到了高峰。明代的历史资料记载，佛像已成为与青藏宗教上层互相馈赠的礼品，成为双方通纳的固定项目，是祈福、吉祥的象征物。每年大批的青藏僧界人士以各种名义到 明朝廷朝奉，礼品中必有佛像。在这种交流下，汉式的佛像与藏区的佛像在样式上也有趋于一致的倾向。其中永乐宣德和康熙雍正乾隆的作品成为目前全球佛像收藏家追逐的焦点。目前宫廷旧藏的作品相当一部分是汉藏融合的结晶。
据记载，1770年（乾隆四十五年），正值乾隆帝七十大寿，远在西藏扎什伦布寺的六世班禅请求到北京朝觐，为皇帝祝寿。从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开始，六世班禅沿途不断给乾隆帝进献各种礼物，其中就有紫金造像的记载。第二年，六世班禅突然在北京的圆寂。在清理他的贡品时，乾隆帝偶尔看到一尊六世班禅进贡来的铜佛像，色泽与众不同，下令造办处仿造。四十六年（1781年）正月二十二日，乾隆帝派管理造办处事务大臣舒文到西黄寺请教其岁本堪布（六世班禅身边的司膳官喇嘛）仲巴胡图克图如何对化紫金铜，并准备让宫内造办处工匠学做。据仲巴胡图克图的介绍，紫金铜并非是西藏工匠所做，均是请尼泊尔工匠来做，他只提供了一个配方。拿到这个配方后，造办处工匠试做了第一尊无量寿佛紫金铜像。其用料和比例为：每红铜一斤，加金三钱，银六钱，自然铜三两，钢二钱，锡二钱，铅二钱，水银二钱，五色玻璃面五钱。
通过此次试做，宫内造紫金铜佛像的配方基本固定下来，并反复使用。从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二年的七年间宫中先后做过紫金铜像仅61尊，说明当时的技术并不成熟，产量自然不高。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宫内收到暹罗国所贡的适合对化紫金铜金钢钻石十两，于是，在原 配方的基础上反复试验，最终确定了紫金铜的最后配方为：红铜条一斤，金刚钻石五钱，金一两，五色玻璃面各一两共五两，自然铜二两，银六钱、锡二钱、铅二钱、钢二钱、水银二钱。
乾隆朝紫金铜佛像的铸造一直沿续到六十年，此后其配方再也没有改变。在随后的六年中，宫中所造紫金玛铜像见于记载只有100多尊。紫金造像历时不过十五六年，时间相对集中，留下作品数量少，成为清代宫廷造像标志性的珍品。
到了现代，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传统文化的回归，藏传佛造像的影响力和艺术收藏性被全世界收藏家所公认。在近几年的拍卖中，过千万甚至过亿的成交屡见不鲜。而且，可以说价格只反应了部分价值，真正的文化价值还会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体现。
所以说：以古鉴今。今天我们研究藏传佛造像，一定要明白，绝不能孤立的单一的看问题，任何艺术都是依托于历史大背景产生的，藏传佛造像的艺术更是汉藏交流多文化，乃至世界艺术多领域融合的最好体现。
艺术地位
由于地理、宗教、文化上的关系，藏传佛造像的风格与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以及汉传佛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早期藏西造像为9～12世纪作品，普遍造型粗犷、朴实，比例、动态上不太协调，是一种儿童画式的稚拙感，纯朴可爱，天真童趣，反映出藏地佛教雕塑的童年期面貌。藏族工匠在仿造外来形式的过程中，以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逐渐形成本民族的风格。13～15世纪的藏西造像开始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向着唯美主义发展，15世纪达到了顶峰。17世纪以后的作品极为罕见，随着古格王朝的灭亡，这个地区的佛教也随之衰落。
西藏中部的藏传佛教区域在12～13世纪的作品是尼泊尔和西藏的混合样式，又有汉族艺术的因素融汇其中。此时的造像技术有了极大的提高，技法娴熟，虽然尼泊尔的色彩浓厚，但技法上没有生搬硬套的感觉，而是一种工整纤细的风格。13世纪后，西藏纳入祖国版图，相对统一的政治局面必然对佛教及其艺术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种统一的风格表现在藏佛的帽冠装饰、莲座背光形式基本一致。在14～17世纪，佛造像艺术高度成熟，东印度的帕拉样式等融于西藏本土样式。在西藏造像样式上最明显的特征仍可见尼泊尔样式的某些基本要素。汉地样式也随着汉藏交流的增多而融入藏传造像，使其在吸收了各种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了西藏极具特色的优美典雅的造像样式。此期的造像比例协调，造型准确，细部刻画生动，五官端正优美。
西藏东部以昌都地区为中心制作的佛像统称藏东佛像。藏东的造像似乎较朴素，所见的相当于明代的造像有不少是不鎏金的，细部各方面不够精工制作，因地接蒙古和汉族地区，风格上有蒙、汉的影响。上述的诸种大的佛造像系统，基本都是分布在喜马拉雅山一线上，可称为喜马拉雅文化，其中又以拉窿为中心领导整个造像潮流，且远播到甘肃、青海和蒙古地区，尤其是14世纪以后，风格更趋于统一。那些与上述几大类造像风格都对不上号，风格上又带有汉族和蒙古人种特点的造像，往往归于藏东或蒙古。
所以藏传佛造像艺术即是独特的又是融合的，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世界各地的大博物馆美术馆都有收藏，在世界艺术史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收藏趋势
藏传佛造像由于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特色的制作技艺，正在被各个领域追捧和发现，其中有以投资为目的的基金会和财团，有以信仰为目的的信众，更多的是对藏传佛造像艺术感兴趣的收藏家和艺术爱好者。在这种收藏者领域越来越广泛，收藏者思想越来越成熟，藏品越来越稀缺的趋势下，未来藏传佛造像收藏有三大特点：小型化，材质特殊化，题材稀缺化。
第一、小型化
小型藏传佛造像，因其体积小方便携带，特别在元、明时期精心特制的金铜小佛像往往是为皇上、天子、宫廷国师特意铸造并供他们作为伴佛而随身携带的。在藏传佛教的仪轨中常常被宗教领袖随身携带用作给信众祈福和宗教活动使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传统绵延至今，所以其中有非常大的文化信息宗教信息含量，其中大多数底部封底内都有特殊的装藏，甚至有个别体内还装藏有小金佛和舍利子。可以说小型藏传佛造像受众广，价值被低估，另外他的便于携带把玩也被现在的收藏和信众青睐。
第二、材质特殊化
在藏传佛造像的领域中，金铜佛像和木质佛像是两大领域。在金铜领域中，合金铜的使用体现了当时的特殊冶金工艺和配方，被称作利马铜。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乾隆皇帝非常重视的紫金利马铜。配方其中加入了各种贵金属和五色玻璃，并且难以烧造，充分说明了稀缺贵重和技术水平。这类造像的共同特点是用紫金铜片錾打成佛身，全身并不镀金，新铸时颜色鲜艳，并有奇特的光线从金属内部的反射出来。在保存了两百多年之后，由于受到氧化的影响，其色泽变得灰暗起来，如银制品氧化后的效果，只是在氧化程度较低的部分还能见到暗红的金属色和一些奇妙的反射光。这是它区别于旧银制品的重要一点，也是它与其它铅锡含量过高的黄铜造像在氧化后从外观上看明显的不同之处。
另外，纯银佛像，银镀金佛像，纯金佛像乃至多种错金银错红铜工艺的复合材质工艺都兼具稀缺性和特殊的使用背景。必然成为收藏家专注追逐的焦点。
在木质佛像中的紫檀泥金和特殊木材旃檀等也一样被低估价值。
第三、题材稀缺化
解放前一位美国女学者埃文思夫人和我国佛学家王岩涛编过一本《密宗五百佛像考》，收集了密宗的五百尊造像。藏传佛教中的造像除了显宗方面的以外，还有许多密宗方面的，特别是密宗造像更复杂多变。由于法脉的区别和特殊的仪规，存在一部分罕见题材和装饰的造型。这种稀缺和特殊的作品能被解读出大量的历史背景和宗教意义。
例如：在各种本尊、护法、菩萨、佛祖像之外。最值得关注的其实是来自于真人的面容甚至细节到表情的祖师像。要知道小型化特殊材质的真人祖师像的铸造反映了最顶级的工艺和最虔诚的心境而且背景中往往能解读出特殊的历史故事，甚至是神秘的伏藏。收藏者会发现这种作品是多么的稀有和珍贵的艺术品啊。
综上所述：藏传佛造像是祖国传统艺术领域中代表多民族多文化交流的瑰宝，是古代艺术的结晶，也是现代收藏的热点和未来收藏的重点。在藏传佛造像的前世，他们承载了神秘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在今生的传统文化复兴潮流中，他们也必将代表中华传统文化中璀璨优秀的一支走向世界，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