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先生自幼在祖父的照顾下成长，耳濡目染祖父周边收藏家群体的爱好和互动，幼小的心灵已经种下喜爱收藏的善因，更是对温润细腻，代表君子五德，及蕴含谦和内敛气质的玉器情有独钟。所以在我看来，他身上这种谦和内敛的气质也是人玉呼应的一种共鸣。燃一炉香，品一块玉。雅玩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心态。当我走入他的书房，看着他展示每一件珍爱的藏品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挚爱的温暖和对藏品的关怀，这种人性化且带有人文色彩的情感，若不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喜爱是不可能体现的。物有物缘，对物品的尊重更是对承载的文化的尊重。现在，让我们荡漾在中华悠久的玉文化和收藏家王斌先生的玉情怀中，来一起体验他的几件珍藏：
一、双龙首乳钉纹玉璜 春秋
和田玉质，双龙首分饰两端，中间用乳钉纹铺底，整体受沁，器物形状为玉中六礼之一的玉璜。
玉璜，在中国古代与玉琮、玉璧、玉圭、玉璋、玉琥等，被《周礼》一书称为是“六器礼天地四方”的玉礼器。六器之中的玉璜、玉琮、玉璧、玉圭等四种玉器，历史最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
春秋时期是我国玉璜发展演变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此期玉璜的形制、纹饰既有早期对商周同类器特征的承袭，又有中晚期完全不同于传统玉璜特征的巨大变革创新。终春秋一代，玉璜形构、纹饰打破了商周同类器讲究“象生”、“整形”组合和平面雕的特征，首开完整物象肢解成局部形构后组图抽象化、符号化、浮雕立体化的先河，形成纹饰繁缛精细、构图丰盈饱满的时代新风，将传统玉璜制作、装饰的工艺水平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同时，由于诸侯列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内的不断变革和治玉工艺技法的创新进步，亦形成了不同诸侯国间玉璜制作风格特色、工艺水平的区域性差别，为其后战国时代玉璜的发展繁荣步入精工巧雕、标新立异、纷繁多变的鼎盛期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目前发现的战国时期双龙首形璜的数量甚丰，表明这一时期此类璜十分流行。例证见于安徽长丰杨公战国墓出土器，两端龙首张口露齿，杏仁眼，上吻宽大而前端尖细，下吻窄细，角弧形后竖，颌下有须，头部五官均有阴刻轮廓线，龙首与躯体间雕刻弧形绞丝纹分隔。龙体表面浅浮雕规则的三联谷纹，谷纹区外侧有弦纹边阑，两面纹饰相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双首龙形璜等与上述器形制雷同，仅器表饰有谷纹、卷云纹、圆穿位置与数量多少略异。此外国家博物馆藏龙形璜河北平山七汲村中山王墓出土器，体较长丰杨公战国器略宽扁，龙眼菱形或椭圆形，器表饰涡纹、蒲纹或卷云纹，雕琢简约。
二、盘蛇纹玉勒 宋代
此件玉勒形制特殊，和田玉质。通体受黄色沁，用一条盘曲的蛇组成一只玉勒形制。生动而有趣，静中有动，栩栩如生。
玉勒子起源于文化期的玉管饰，一般中间有通天孔，多属单独佩戴使用。从红山、良渚文化一直到明清时期多在加工制造，形成了一个器型丰富，纹饰多样的勒子系列。
勒子，又称“蜡子”，“官名”为“勒”字底下加个“玉”字旁，即“勒玉”，有圆柱形、扁圆柱形、束腰形、橄榄形等等，是挂于胸前或腰间的玉饰，可单独挂，也可与其他玉饰组合挂。
圆勒子有上下一样粗的圆状，也有中间缩为细腰形的，或中间粗两头细的橄榄形的，或一头粗一头细的喇叭形、秤砣形等。方勒子为方柱形，与琮相似，只是大小不同。
有种说法认为琮是勒子的放大，或勒子是琮的缩小，但从考古发现来看，方勒子与琮常是同地出土，故它们之间不存在相仿的问题。用作礼器的，形体须大方显威严，称琮；用作佩饰的，形体要小。
三、玉朱雀行佩 宋代
和田玉质，为宋代仿古玉器。题材上启用四灵中的朱雀，其实是沿袭仿古商代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中的玄鸟。这种仿制前朝的表现说明了中华文化承上启下连绵不绝的生命力。
朱雀是传统文化中的四象之一，《三辅黄图》所谓的“天之四灵”之一。
从殷商时代开始它就是代表炎帝与南方七宿的神兽，而五行学说开始兴起之后，它的象征含义又多了丙丁与夏季。
很多人将其认为是凤凰或是凤凰的一种，但实际上朱雀与凤凰存在极大的不同，且作为天之四灵与四方星宿之一的朱雀比礼记四灵之一的凤凰更加尊贵。
亓鑫铭所著《泛亚论》称古越国以朱雀为图腾。
以文物考查的话，随县出土的战国时期曾侯乙墓漆箱，上面首次记录了完整的二十八宿与的名称，朱雀等四象之名当然也赫然在列了。
根据对殷墟出土卜辞中天象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的考证发现，在殷商早期的甲骨文上已有朱雀等四象的形象产生。
史学界公认二十八宿最早用于天文，所以它在天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一直以来也是中外学者感兴趣的话题。
目前最早的典籍记载见于战国楚人屈原所作的《楚辞》：“飞朱鸟使先驱兮，驾太一之象舆。”
四、玉长颈马 辽代
和田白玉质，可能是从麒麟沿袭演变过来的变体马型玉雕。躯干肥硕饱满，表现张力十足。
中国古代传说中世有麒麟出，是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吉兆，可谁也没见过这种古籍中形容为鹿身、牛尾、独角神兽的模样，故一直有人怀疑它是否真的存在。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九月二十日，郑和手下的杨敏带回榜葛剌国（今孟加拉）新国王赛弗丁进贡的一只长颈鹿，明朝举国上下为之喧腾。当时的景象就如同沈度的颂诗所形容的“臣民集观，欣喜倍万”，有诗赞曰：“西南之诹，大海之浒，实生麒麟，身高五丈，麋身马蹄，肉角黦黦，文采焜耀，红云紫雾，趾不践物，游必择土，舒舒徐徐，动循矩度，聆其和呜，音协钟吕，仁哉兹兽，旷古一遇，照其神灵，登于天府。”所以这件特殊动长颈马很可能是玉雕在两者间的过渡证明。
五、玉狮子戏球 元代
和田灰玉质，狮子戏绣球图案。元代疆域广阔，朝代短暂，但是融合了特殊的异域风情。此件作品在狮子眼睛和尾部等细节的构图上都体现了典型的元代特征。
狮子戏球是汉族传统吉祥纹样。相传狮为百兽之王，是权力与威严的象征。佛教经典，对狮子非常推崇。《玉芝堂谈荟》：“释者以师（狮）子勇猛精进，为文殊菩萨骑者”。纹饰一般皆以雄狮构成，气势威猛，亦有构成狮子戏球的，汉族民间称“狮子滚绣球”或“狮子戏球”。
六、白玉鳜鱼 元代
和田白玉质，鳜鱼寓意富贵有余。在元代多有出现，尤其是厚嘴唇和有力的身躯线条，是元代的典型器物，也是鱼符鱼袋制度的一种传承。
鱼符早在隋代就已经出现，但其作为一种身份象征放入鱼袋中作为一种确定的制度则是到唐代才确定下来。唐代的鱼符是用木头或金属精制而成。其形为鱼，分左右两片，里面刻有官员的姓名，在何衙门任职官居几品，俸禄几许，出行享受何种待遇等，比隋代仅有姓名、官品的身份证要完整得多。
鱼符分为三种：一为“铜鱼符”，二为“随身鱼符”，三为“交鱼符”。鱼袋制度是唐宋时官员依据品级高低佩戴不同鱼袋以证明身份的身份等级制度。此制始于唐，盛于中唐至宋，宋以后衰弱。唐时鱼袋中配有随身鱼符，至宋时不再用鱼符，而是在袋上用金银直接饰以鱼形。宋时鱼袋分为两种：金鱼袋和银鱼袋，而紫金鱼袋和绯银鱼袋之说中的“紫”和“绯”分别是佩戴鱼袋的官员的官服颜色，四品以上才可以穿紫袍，七品以上可以穿红衣服，七品以下只能穿绿衣服，至于没有品的，就只能是皂白，也就是黑色和白色的衣服。而相应的紫袍佩金鱼袋，红袍佩银鱼袋。武则天时，暗谶她姓武，是玄武，就是龟了，曾改佩鱼为佩龟。
七、玉迦楼罗神鸟炉顶 金代
白玉质地，题材选自佛教金翅鸟。底部有镶嵌孔，当为金代盛行的玉炉顶中的精品。
此件尺寸玲珑，质地温润，金色沁覆盖，镂雕迦楼罗形象，鸟首，饰有发箍，双目穿洞，毗邻极近，下颌穿连一半圆环，口作吼状；头下生人之双臂，作前伸姿态，身材短小，背上翅微张目，翅尖搭于尾侧，鸟尾后簇，羽毛根根分明。平底穿孔两对。此器雕工均堪上乘，造型生动，具有浓厚佛教风格，雕琢精湛，刀法老道有力，大气天成，为金代不可多的艺术珍品。
迦楼罗，按《迦楼罗及诸天密言经》即大鹏金翅鸟，是印度教和佛教典籍中记载的一种神鸟，寓吉祥如意。玉炉顶是香炉盖上镶嵌的一种钮状玉雕器，宋代已有，初作炉盖把手，兼作装饰之用。多呈矮圆柱体，镂雕花鸟、动物题材，以辽金元明时期制品最为常见，雕刻技法类似同时期的春水秋山玉，形似小玉山子。
八、犀牛望月 元代
和田玉质，通体受沁，包浆圆熟，动态生动。犀牛望月在玉雕中出现较少，一般作为笔架类文房用品。
“犀牛望月”其实源于中国的易学和内丹学说。“牛”是易学的“坤”卦的另一种表述，指大地，对应人的身体。“月”是易学“坎”卦的通俗说法，对应人体的肾精。犀牛望月指身心寂静，目光返照，气沉丹田时，肾精化为阳气沿督脉到达头顶的“泥丸宫”（大脑正中）。
“犀牛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识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讲的正是这个过程。阳炁发源于肾精，沿尻部至足，然后冲顶，贯穿尾闾，打通任督，入头顶泥丸宫。“牛角”指的是头顶。所以“而彼真月，初不在角”，“真月”在肾，即牛尾，不在牛角。国学里阳从地升，阴从天降。所以三月阳气熏蒸而花草萌发，而六月凉风起于天末。阴阳交泰（泰卦上坤下乾，指阴阳之交），天地之间始终和谐。
因为国学的精要很难用理论表达，所以往往借助神话阐述。于是“犀牛”成为神话传说中的灵兽。孙悟空在花果山时的结拜大哥牛魔王就是犀牛。民间传说，夜间点燃犀牛角可以看见冥界的鬼魂。这些神话传说，其实都源于国学天人一体，相应相通的观念。国学认为，人体正是天地宇宙的缩影。
以上八件藏品是王斌先生收藏中特殊的几件古代玉雕，可见他力求特殊和经典的藏品，更加重视的是藏品背后的文化意义。这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因为文化才是真正值得收藏和能够得到莫大乐趣的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