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布里希（E.H.Gombrich）在其杰作《艺术的故事》中的开篇曾说过：“现实中根本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当艺术本身特性与人性维度达到相对平衡点上的时候，也就是现代主义艺术独立自主的诞生，我们来反观艺术家的创造性和哲学，文学，音乐等领域的大师们共同贡献了为人类文明生态的多样性。
不是一定要标榜艺术家都有疯狂的一面，但我觉得这是一种某一类人的生存状态，疯子一样的执着和认定，狂热的对这个世界和自己内心的不停的探索，在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人，这个世界才变得丰富多彩。
沙耆的墓志铭上是这样开头的：“这是一位几乎被人们遗忘的画家，然而，这又是一位将永远留在我们的美术史上、并激发我们去对艺术的意义不断思考的画家。”
艺术评论家水中天先生早年撰文说：“如果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曾经有过伟大的艺术家的话，沙耆应是当之无愧的伟大艺术家”。
沙耆，1914年出生于浙江省，上世纪三十年代，师从徐悲鸿等名师的沙耆远赴比利时国立皇家美术学院深造，辉煌之时，1940年，二十六岁的沙耆和毕加索齐名，联袂参加了阿特利亚蒙展览会，在欧洲画坛上崭露头角，两年后其作品《吹笛女》为比利时皇太后伊丽莎白珍藏。在比利时期间由于受到新写实派画家白思天（ABastien）院长的启发和影响，沙耆对传统的欧洲绘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以出色的成绩获得了“优秀美术金质奖”，一度成为比利时当地颇具影响的艺术家。
绘画不是单纯的手艺，它更是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不同文明体系中生成的造型艺术，依附于不同文明体系而存在和发展。
在后来沙耆的手稿中发现了很多他在探索的问题，笛卡尔的“怀疑论”、胡塞尔的“现象学”、伊拉斯谟的“自由意志”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一个热切地探索这个宇宙通过自己方式来思考表达的狂热体。
1945年沙耆留学数年回国，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的表达，在脱离母土文化之后的成长与吸收，除了本身的艺术才能和毅力，还有一种生命的韧性，即使彼时已经是由于身体原因而被扭曲的韧性也丝毫没有影响他的艺术创作和思考。
盛年之时的他带着偶尔的精神错乱回到鄞县老家，此后在这里度过了孤寂而清贫的余生。在很长一段日子里，他被人们遗忘，美术史里也找不到他的名字，只是鄞县多了一个“疯子”。
疯了的沙耆平时话语很少，画作也许是他唯一可以肆意表达内心的一种方式。当年回国时，徐悲鸿便在筹办中的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发出聘书，约聘他为教授，然而回国后的沙耆，因妻散父亡，老母年迈，孤苦中病情愈加严重，徐悲鸿一等再等，终也没能等来他钟爱的学生。只是在那个小山村里，沙耆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自由无羁地做着他的大师。许多年之后，那些真诚的意识形态的表达画作，震撼画坛，甚至很多人称他为“中国的梵•高”。
沙耆晚期作品题材丰富多样，这一时期作品画面趋向于色彩的纯粹表达，将色彩的美妙变化展露无遗。他在患病以后创作的许多绘画，其艺术力量是来自内心最纯粹的低处，反而是他特殊的处境似乎更合乎古代老庄哲学的“天地齐物”、“坐忘”境界，其摆脱了常人的焦虑和抑制，也许更接近精神的自由，
用康德的话来说，“内心想像力的和谐”，不只是把握客观世界，一种简单的直觉引导着自己创作。裸女题材是沙耆的晚期作品中出现较多的一类，画面中镇定的用笔以及有步骤的设色，并没有让人感受到疾病带给他的影响，反而，通过酣畅淋漓的线条笔触及明朗的色调，使得所绘画面有种呼之欲出的生命感，带有野兽派的色彩搭配和表现主义倾向，画面中女子侧头而望，形体在紧张中舒展，呈三角的胳膊线条和腿部线条相呼应，在整张床的平面中铺展看来，不由想起，高更笔下塔希提岛上原始古朴的土著女子，构图和意境在不同的时间维度竟有相同的纯粹。
他在这个世界里迷失了，他彻底地使自己敞开在调色板上，画面随着内心一起无拘无束地荡漾在这个世界，狂奔的笔触和热烈的色彩四处逃逸又以某种逻辑状态悄然聚拢，在艺术世界里一种“疯子”的自由状态，一种不骄不慎的认真，一种独立穿透的本质，也许这样专注纯粹的精神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正是我们缺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