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幅画风格朴实，略显古拙。图中表现山鹧与麻雀羽毛的方法是用浓墨直接画出羽毛的骨干后以淡墨略微晕染，局部略有细致的刻画，但尚未达到如同崔白《寒雀图》所使用的成熟“丝毛法”。大石与坡岸上的皴笔笔法多样，或用中锋，或用侧锋，尚未有固定的皴法范式，由此可见这幅画的原始性。此图着力描绘一个真实的场景，对物象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又与较早的花鸟画如辽代早期墓葬出土的《竹雀双兔图》相比有所进步。所以，学者们大都认可《山鹧棘雀图》为黄居寀的可靠真迹。如徐邦达在《中国绘画史图录》 与薛永年在《中国美术•五代至宋元》 中的论述。
但是，仍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有待解决，那就是这幅画的绘画风格，与宋代文献中记载的黄氏父子绘画风格迥然不同。郭若虚著《图画见闻志》中记载黄荃，黄居寀父子：“谚云：‘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多写禁御所有珍禽瑞鸟，奇花怪石。”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提到：“诸黄画花，妙在赋色，用笔极新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在这些记载中，黄家画派描绘的题材多有着富贵吉祥的寓意，其风格擅长着色晕染。但是，在《山鹧棘雀图》中，画家选择了在野外的两种鸟类作为表现对象，所用的颜色单调且大都平涂。这种差异引发了我对此画作所表达的内涵及指向的思索，我认为《山鹧棘雀图》是一幅具有政治隐喻的画作，画家黄居寀以 “山鹧”与“雀”这两个母题，劝谏后蜀后主孟昶要爱惜子民，使百姓免受饥寒之苦，否则国家必将走向衰亡的寓意，而画法上的差异就是为画作题材服务的。“山鹧”在这幅画上被安排在画面的近景部分，且几乎横贯画面，画家将其作为全画的重点之一。鹧鸪的叫声似“行不得也哥哥”这几个字的发音，这是凄苦的送别之音。晚唐诗人郑谷有《鹧鸪》一诗：
“暖戏平芜锦翼齐，
品流应得近山鸡。
雨昏青草湖边过，
花落黄陵庙里啼。
游子乍闻征袖湿，
佳人才唱翠眉低。
相呼相唤湘江阔，
苦竹丛深春日西。”
诗中描写不仅仅关于鹧鸪悲鸣，使得羁旅行人不禁泪下，更提到妙龄歌女在《鹧鸪曲》中也陷入哀愁，这说明“鹧鸪”已经成为一种与离别、哀伤联系在一起的意象，并为人熟知。事实上，郑谷生当晚唐末世，他的诗歌里蕴含着伤悼乱离之情， 鹧鸪的鸣声引起了他对于国家衰亡的忧虑与悼念。《鹧鸪》这首诗在当时非常流行，获得很高的评价，由此，郑谷也获得了一个“郑鹧鸪”的雅号。所以“鹧鸪”的文化意蕴，在五代时应是被文人士大夫所熟知的，黄居寀在画面下部的重要位置运用“山鹧”的形象，意在提醒后蜀国君孟昶，国家面临着衰败甚至灭亡的危险。
“雀”在宋代之前的文献中经常出现，而且被赋予很多不同的意蕴。在秦汉时期，麻雀就已经被视为普通百姓的象征，最著名的当属《史记》中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与其同伴的一段对话：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陇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耕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在这段话中，陈胜以“鸿鹄”喻指有远大抱负的自己，以“燕雀”喻指目光短浅的同伴。从这段话中可知“雀”的寓意，当时也一定流传甚广。
麻雀在六朝至唐宋的诗歌里，经常被描绘成遭受苦难、饥饿的渺小生物，诗人们对它们寄予了同情的目光。李白就曾以《空城雀》为题写下这样的诗篇：
“嗷嗷空城雀，
身计何戚促！
本与鹪鹩群，
不随凤皇族。
提携四黄口，
饮乳未尝足。
食君糠秕余，
常恐乌鸢逐。
耻涉太行险，
羞营覆车粟。
天命有定端，
守分绝所欲。”
诗人笔下的“雀”，是一种卑微的生物，它无力哺育后代，且有着被猛禽追逐的危险。这种同情同样贯穿于唐宋诗人的诗篇中。
在五代之后的宋代，“寒雀”这一意象被创造出来，且以诗歌和绘画的形式，作为一种政治隐喻的语汇被表达，在《全宋诗》中，超过两百首诗中有“寒雀”一词。《宣和画谱》中也著录了74件主题为“雀”的画作，其中有24件明确标明为“寒雀图”。相对于诗歌可以直接写“寒雀”二字，这一题材被以图画表现出来的手法则比较复杂。学者Bo Liu 归纳了宋代“寒雀图”的特点，认为宋代画家在表现这一题材时，经常将“雀”与表示冬天的植物如绽放的梅花与落叶的荆棘放在一起，而具体的表现方式是由画家个人偏好而定。画家们运用自然气候和物象的衬托，渲染出一个恶劣的，不适宜人居住的气氛，表现出对百姓疾苦的同情。
据记载，最早《寒雀图》的作品是两位五代画家所作。在《宣和画谱》记载中，南唐画家钟隐作有《棘雀图》一幅，根据前文的分析，这幅画很可能就是“寒雀”题材表达的形式之一。记载中黄居寀之父黄荃也作有《雀蝶图》，南宋初年的文人朱澜在这幅画上题诗：
“饥雀相争蛱蝶孤，锦宫城阙见丘墟。老荃妙意谁知解， 丹粉图中有谏书。”
学者 Bo Liu 根据《搜神记》等古籍，认为当时黄荃借绘画向皇帝呈上的“谏书”内容是关于解决百姓的粮食问题，以使他们免于饥饿，因为古籍中记载着粮食腐败后会化作蝴蝶的传说。查阅史籍可知，黄荃父子所生活的后蜀时期确实自然灾害频发，后蜀广政十五年，一次特大洪水摧毁了后蜀国都城成都的许多建筑；广政二十四年（公元963年）春天至夏天，后蜀国境内出现了严重的旱灾与蝗灾，所以黄荃用图画的方式劝谏君主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以黄居寀的生年推断，他应该在宫廷画家的职位上亲眼所见灾难不断，百姓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景象，所以《山鹧棘雀图》这幅画，也应该是黄居寀用绘画的方式，劝谏后蜀后主孟昶爱惜治下百姓，免受饥荒之苦的政治劝谏之作。
另外，后蜀后主孟昶并非一个昏君，他效仿武则天设铜匦，全国的臣民都可以将对国家治理的建议写下投于其中。他为了警戒自己，也为了劝勉全国官吏勤政廉政，体恤民情，于广政四年（公元941年）亲拟《戒谕辞》，颁刻全国郡县衙署。他也很重视应对自然灾害，不仅根据“天人感应说”调整政策，反思自己的行为，且赈济受灾的百姓。正因为孟昶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君主，所以宫廷画师黄居寀才敢于以图画形式向他进谏。
《山鹧棘雀图》的画风，可谓是很好地服务于画的主题，画家力图将装饰性的元素降到最低，被视为黄家父子特征的精妙色彩大多弃而不用，原本“新细”的笔迹也趋于质朴有力。画面上两个母题几乎占有同样重要的位置，使画作的内涵显得更为清晰。
《山鹧棘雀图》是一幅特殊的画作，它并不像大多数的宫廷画作一样，是为了取悦君主而作，而是在特殊环境下为劝谏君主而作，所以画风与记载中黄家父子的“富贵”气象大不相同。这使我们体悟到，当遇见传世的绘画作品与画家相近时期的绘画风格相矛盾时，应仔细分析其作品的背景及其功用，以作出相对准确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