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临沂琅琊古陶瓷博物馆收藏了一件“大官”款青釉高足盘。该器物口径31.2厘米，高12厘米，足径15.2厘米。内施满釉，外施釉不及底。釉色温雅青翠而透明，玻璃质感较强，布满细小开片。有积釉、淌釉现象。盘壁较深，盘内外壁向外斜直，口沿微往外撇。喇叭形高足，底足外撇。胎色呈灰白，胎质较坚硬，火候颇高，叩之声音清越。有拉坯痕迹。盘内有三圈双弦纹。由外至内依次模印规律排列的忍冬、菩提叶状纹饰，最里层有莲瓣纹一周。这些纹饰均是佛教意识在器物上的微观反映。器形整体典雅庄重，纹饰精美且规整秀丽，造型与纹饰皆有南北朝至隋代时期风格。此类器物极其罕见。
首先谈谈这件器物的款识。盘内心底模印隶楷“大官”二字，是模印阳文，这与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隋代“大官”青瓷杯以及1997年湘阴窑址发掘时的隋代“大官”瓷碗残片内底的“大官”字体如出一辙，且边框都是八边形。
关于“官”字款的研究比较多。像一些著名的窑址，越窑、耀州窑和定窑等都曾烧造过“官”字款瓷器。在晚唐五代辽宋的墓葬、遗址中，发现了不少“官”、“新官”款的瓷器，几乎全为白瓷，大部分发现于北方，引起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认为是定窑生产的。史料中也有定窑入贡的记载，例如《宋会要·食货》载：“磁器库在建隆坊 ,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 ，以京朝官三班内侍二人监库……”。王胤卿认为，不可将“官”款作“官窑”解，把“官”与“宫廷”挂钩未免有些牵强。现在普遍认为官窑只生产贡瓷，依据是南宋顾文荐的《负暄杂录》以及元代陶宗仪的《辍耕录》等资料，比如《辍耕录》谓“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还有学者认为，目前对“官”、“新官”的认识主要有三种：一是官窑生产的标记；二是“制样需索”的“官样”的代称，即土贡和官窑之间的过渡产物；三是掌供膳食的“太官署”的定烧标记。尽管很多学者认为第一种认识有些片面，但“官”字款应与官府有关，体现了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现在，更多的研究者认为瓷器上的“官”字款，意指定烧单位。唐宋时，与“官”字有关的机构有两个，一是“太官令”；一是“甄官署”。前者专管皇帝的饮食；后者，除了负责供应宫廷用瓷，还要承担皇帝赐给大臣丧葬用的明器。考古资料表明，唐、五代、北宋和辽的一些皇室重臣墓中出土的“官”字款瓷器，乃是由“甄官署”定烧。
关于“大官”款，学术界普遍认为“大官”即“太官署”。古时“大”与“太”相通，大官乃太官，王维有诗曰“大官尚食陈羽觞”。在民间亦能找到相应根据，在客家话里，“大”常通“太”，例如“大爷”可称“太爷”。大官之设始于秦，《通典》记述“秦为太官令,丞属少府，两汉因之。”其职能是“掌御饮食”。太官署之官长就是太官令，食“六百石”。从已发表的资料来看，瓷器上印有“大官”款者较少，但在铜器、漆器上有次署款。例如河北满城汉墓一号出土的乳钉铜壶，器底有铭文“甄氏，大官五斗，今长乐食卜官”。也有专家认为“大官”不同于“官”，后期出现的“尚食局”、“尚药局”等款识，应与“大官”一脉相承。各地出土的“官”字款器形众多，许多与饮食无关，超出了“太官署”职能范畴。
再来谈一谈这件器物的器形。以浅盘、高柄、喇叭圈足为特征的高足盘是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类器物，其原型可能是先秦时期的陶豆。豆的器形在中国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在祭祀场合，豆是礼器之一，古代人民最早用于盛放黍稷，后来演变为专门盛放肉酱等调味品的器物。豆的造型类似高足盘，上部呈圆盘状，盘下有柄，柄下有圈足。商周时的原始青瓷豆，多为浅腹，粗柄，无耳，无盖。陶豆历经夏、商、周的繁盛，至秦汉之后渐趋绝迹。南北朝晚期，位于湘江之畔的岳州窑又出现了资质的高足豆，也是撇口，圈足，外施釉不及底。
高足盘的造型与青铜盘也有一定渊源。青铜盘最早出现于商代早期，战国时逐渐消失。青铜盘一般为盛水器，多与匜、盉配合使用。所谓“沃盥之礼”，即以匜或盉浇水于手，盘则用来承接弃水，宴飨前后行之。战国之后，沃盥之礼渐废，盘也被“洗”替代。商代盘都是撇口、圈足、无耳，变化仅在口沿及圈足上。西周时期盘腹变浅，一般增设双耳，有的在圈足另加附足，增加盘的高度。
从考古资料看，北齐天统三年（567年）的墓葬中即出土有青釉高足盘。北朝起于公元386年，止于公元581年隋代周。北朝时期政权交替频繁，各历史时期及政权之间的疆域范围变动很大。一般将北朝瓷器分为三大地区，即以安阳为中心的相州地区，以徐州为中心的徐兖地区，以及以淄博为中心的青齐地区。北朝时期器物的器形主要有两个源头，第一种是吸收长江以南地区器物的造型特征；第二种是承接本土陶瓷器的造型，并稍微加以改变。北朝瓷器擅长的印花、刻划花、彩釉等工艺是北方地区自生的技术，而模印贴花工艺的出现可能与佛教雕塑技法有关。所出高足盘以浅盘、高柄、喇叭圈足为显著特征。胎体大多较为疏松，釉色多呈黄绿色。
隋代高足盘比较流行，在隋代的绘画、壁画上都可见到。某些烧制的青釉高足盘，釉色淡青而透明，有些可见胎上的黑点杂质。与南北朝相比，高足盘盘壁相对较高，盘沿大多微外撇，盘内多模印团花、莲瓣、草叶，这些是鲜明的隋代特征。有明确纪年的隋代出土高足盘有：河南安阳隋开皇九年（589年）宋循墓、山西汾阳隋开皇十五年（595年）梅渊墓、安徽亳县隋开皇二十年（600年）王干墓等。高足盘从南北朝时期至隋代，上部盘和下部喇叭形高足造型逐渐演变。器物整体大致呈现瘦高至矮胖、秀美至敦实的发展规律。有学者将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高足盘分为A、B、C、D、E五型。其中对D型的描述为深盘，盘内外壁均向外斜直，口沿微外撇；喇叭形高足相对较矮，盘径在30厘米左右。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高足盘大致呈A型→B型→C型→D型的演变规律。
关于高足盘的功用，一说是作为盛食器，用途大致与豆相同。高足盘作为盛食器的功用在山西太原徐显秀墓壁画中有着直观的体现。另一说是作为承托器，用以承托其他器物。南北朝时期高足盘常与高足杯配套使用，形成了高足盘托高足杯的造型，大致可分为上下分体和上下连体两类。但作为承托器，单足的造型应当不如三足稳定。综上，笔者更支持“大官”款是膳食机构的标记。此类器物应是没有固定的主人，而是机构用品，类似现在饭店的印上专属标记的餐具。另外，“大官”会不会是作坊名，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直观上看，这件高足盘大致属于前文描述的D型，再结合其胎釉特征，这件器物可能与1997年湘阴窑址发掘时的隋代“大官”瓷碗残片为同一窑产品。其与该残片胎质、釉层描述近似。器物开片自然，上手质感冰凉，胎色发灰白色。湘阴窑属岳州青瓷窑系，位于今湖南岳阳市湘阴县。岳州青瓷窑系是陆羽在《茶经》中提到的唐代六大青瓷窑系之一。岳州青瓷窑系早期以湘阴青竹寺窑为代表，大致年代由汉到晋，以青釉、酱釉为主，胎往往呈浅灰色，青釉呈翠青色，釉面大多比较干涩，玻璃质感不强，釉层较薄。中期以湘阴窑为代表，位于湘阴城关镇，大致年代由晋到唐，器形丰富，高足盘较有代表性，釉色有青、黄、酱诸色，其中青釉莹洁，往往呈玻璃质状，透明或半透明，有开片，施半釉，垂釉如泪，工艺以模印为主，纹饰有草叶纹、莲瓣纹、菊纹、几何纹、兽面、文字、人物等。晚期以湘阴铁角嘴窑为代表，大致年代相当于盛唐之际，胎色灰白，大多玉壁底，多施青黄釉。研究湘阴窑在中国古陶瓷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作用及文化意义，从带铭文的器物及标本着手是最佳途径。有学者研究认为，湘阴窑在当时窑口林立，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供奉南京皇室的贡瓷，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要需求和必然结果。主要基于四个方面的历史原因：1、南朝皇室的奢华生活导致餐具、酒具、茶具的大量需求；2、佛教对南朝皇室的影响；3、环境和区位因素；4、湘阴窑的自身条件出色。南京博物院张浦生先生曾将湘阴窑瓷片的胎釉成分进行测试，发现胎中含氧化铝高达22.7%左右，不同于越窑瓷器胎的氧化铝含量。笔者利用X射线荧光能谱分析仪对这件器物进行成分分析，实验仪器：便携式X射线荧光能谱分析仪，型号：Niton XL3t 950型。
测试结果（略 见杂志）
分析可知，测试结果与南京博物院张浦生先生结果比较接近。再结合他人对“大官”款识字体的鉴定方法。此件器物不似仿品，应属隋代湘阴窑瓷器。笔者支持湘阴窑供奉南京皇室性质应属于土贡的说法，其烧制供瓷应属“官督民烧”模式。湘阴窑对后期的长沙窑应该是有深远的影响，纵观整个湖南古陶瓷发展史，湘阴窑应是湖南最早烧制瓷器的窑口，应进一步展开对此类器物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