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文化影响力的全面提升和文化自信在人民中的全面建立，艺术品收藏热不受疫情影响，逆流而上，越来越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
2021年艺术品春季拍卖捷报频传，各类精品成交单价和数量都屡创新高。市场是反映人民群众喜好的晴雨表，热火朝天的背后是大量新收藏群体爱好艺术群体的出现，在新媒体网络传播方面尤其明显。其中，有热爱传统文化古代器物的传统爱好者，也有追逐潮玩现代艺术的新艺术品收藏群体。但是无可争议的是，现在这一时期，是人民群众对艺术品热爱自建国以来的最高潮。 那么我接下来就简单提几个艺术品鉴定的观点和案例，请各位藏友指正。
一、艺术品鉴定中的唯物主义的运用
鉴定学从眼学到科学是离不开唯物主义的运用的。唯物主义是强调客观规律的。规律是普遍的，一切事物在其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中都遵循其固有的规律；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必须遵循规律，不能违背规律；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根据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和形式利用规律，改造客观世界。
鉴定中我们要客观的按照艺术品本身来说话，掌握他的时代创作背景规律，不同时期工具使用规律，客观而非带有感情色彩的去下结论。
二、鉴定艺术品的价值观导向
对艺术品好坏判断的标准决定了不同的答案。有的以工艺水平为标准，有的以成交价格为标准，有的以个人喜好为标准。归根结底是价值观不同的结果。虽然这些条件彼此对立统一，也彼此互有矛盾。但是我主张一切要从艺术性着手，在时间中经得起考验的鉴定结果一定不来自潮流而来自经典的锤炼。
三、艺术品鉴定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分辨真伪，还是为了区分高下，或者为了判断投资价值。目的是因果的一环，也决定了鉴定者和被鉴定方的互动关系。客观真实的来说，在这个艺术品成为投资筹码和社会活动的当下，这是一个值得深度思考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而收藏，为什么而鉴定，为哪个群体而服务。我想，弄明白这些，艺术收藏才能不脱离文化，避免过度偏向数字。下面我举几个回流艺术品鉴定的例子，与各位藏友分享：
1、圆明园旧藏黄花梨三人宝座
1928年6月4日，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的张作霖，在北伐军的压力下从北京撤往沈阳，途中被日本人炸死在皇姑屯。4天后，国民革命军开入北京。
1928年6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设为特别市，直属于南京国民政府。从这天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入侵，北京开始了短暂的北平岁月。
陶德曼，全名为奥斯卡·保罗·陶德曼（德语：Oskar Paul Trautmann，1877年5月7日～1950年12月10日），德国外交官，1877年5月7日出生于德国小城司特拉多（Stradow），1935年～1938年任德国驻华大使，曾在中日战争初期居中调停。1904年陶德曼法律专业毕业后即工作于柏林的德国外事部门，1907～1914年德国驻圣彼德堡副领事，1921年任德国驻神户总领事，次年任德国驻日本大使助理。1924年任德国驻日大使馆临时代办，1926～1931年返回柏林工作，1931年冬在北平任驻华公使，1935年使馆升格后赴南京任驻华大使。在中日战争初期居中调停，失败后不久被召回德国，1942年退休。1950年12月10日在勃兰登堡邦科特布斯东郊的小镇许力求（Schlichow）逝世。这是一件从他的家族流传下来的中国艺术品！从西番莲融合双龙捧寿题材的中西合璧的巴洛克风格，到黄花梨漆黑的时代特征，我们不难看出与西洋家具相结合是清宫家具的主要特征之一。但多年来，在陆续发现的流散在各地的清宫家具中，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了一个现象：即与故宫中陈设的家具相比，圆明园内陈设的带有西洋装饰或采用西式建筑元素作为构件的家具，所占的比例远比故宫的多。
经过一周的清理整顿，这件难得一见的艺术品又焕发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光辉！
此件黄花梨家具除了国外拍卖的来源调查以外，在鉴定过程中深挖了时代背景和同类器物比对调查，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全面结论。
2、清宫旧藏碧玉款大笔海“樊桐仙侣”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军平定回部，玉路畅通了。乾隆二十五年起，新疆开始向清廷贡玉。春秋两季，数千斤玉料运达紫禁城。从此玉雕进入鼎盛期。
紫禁城中的碧玉大多数是新疆玛纳斯碧玉，此处出产的碧玉稍显灰暗，质地偏粗。除籽儿料外，还有大块体的山料。所以，清宫碧玉作品就出现了不少大件。比如养心门外的碧玉大璧，乾清宫东暖阁内的碧玉九龙大玉瓮……。碧玉多色如菠菜叶，略有透明感，呈油脂或蜡状光泽。由于所含成分不同，颜色和结构均不如其它软玉均一，色彩淡的呈菜色，色彩深的呈墨绿色，还有斑杂的大环斑状。
清代宫廷碧玉陈设可分为礼仪陈设、殿堂大型陈设、居室陈设、室外陈设。殿堂大型陈设用于外朝的主要是大型礼乐用品、甪端、香亭等；用于内庭的有玉山、玉瓮、玉板屏风、太平有象等。居室陈设主要有花插、山子、插屏等。清代宫廷碧玉藏品中有不少仿古玉器，这与碧玉颜色更接近青铜器有关，也与宫廷爱好收藏青铜器有关，乾隆帝下旨编撰的《西清古鉴》就收录了1529件内廷藏青铜器。碧玉仿古器皿多仿照青铜器样式，加以变化，纹饰更加精细。
此件大笔海器外壁以深雕、透琢和阴刻等技法琢饰樊桐仙境。壑深林密，青嶂翠壁，泉瀑争流于奇峰怪石之间，蔚为奇观。奇石峭壁之中饰方亭，亭边松桐参天，秀丽挺拔，三位仙人拾级而上，手持画卷像是在讨论、像是在交谈、像是在研究、像是在观景，另一边仙童、仙侣手持礼物登山访友，平面处刻“樊桐仙侣”四字，把仙境描述得淋漓生动，栩栩如生。同类器物在尺寸工艺和款式上见诸于宫廷旧藏和国外历年大拍重器。在对玉质、尺度、制作工艺、用途的比对中得到了令人信服的鉴定结果，客观而真实。
3、清乾隆紫檀福庆有余宝座
自明清以来，皇宫主导家具大多为紫檀，且其代表了传统家具制作的最高水平。所以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紫檀家具，应该占据着世间总量的半壁河山，而其中就包括了《故宫藏品总目录》的紫檀类中，三十四件极其富丽华贵的紫檀宝座。它们中有紫檀雕刻的，有紫檀镶嵌的，还有紫檀漆饰的，其制作工艺一般都非常复杂。
宝座的陈设形式，其实是中国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的产物。因为高居于殿堂台座之上的宝座，又有宝椅之称；它是中国古典家具中等级最高的器具，一般单独使用，是至高无上的皇权象征。这种坐具有人说是专供皇帝使用的，也有人说皇太后、皇后的坐具亦可称为宝座，众说纷纭。另外，宝座有时也放在配殿或客厅，但是都“严格”地陈设在室内中心或者十分显眼的位置；还有此类硕大的椅子一般都是单独陈设的，极少有成对的现象。尽管其形式多种多样，但造型、结构如果和罗汉床相比，其实并无较大区别，只是较罗汉床的形体小一些罢了。此件紫檀雕缠枝莲福庆有余纹宝座，为清乾隆时期制作，高105厘米。上海新华2010年9月5日拍卖，成交价313.6万元人民币。
全体以紫檀为材，制式宝座。五屏式座围背板，扶手由五扇图构组成，围子背面高，两旁低，靠背搭脑及扶手减地浮雕缠枝莲吉庆图案，地子平整，线条流畅挺拔。椅面攒框镶板，束腰，椅腿浮雕回纹，下承托泥冰盘。器制端庄气势，料材厚硕优良，纹饰富丽堂皇，制工精致规矩。当为皇族富豪庭堂正室陈设物。此类特殊性很高的艺术品需要详细了解他的内涵信息，严格比对工艺和时代特征，才能做出客观清晰公正的判定。
综上所述，在艺术品鉴定中我们既要掌握全面的信息，又要不受市场导向和人情世故影响，才能做出“真实不虚”的鉴定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