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纵然失忆，有的人，我会记得，哪怕忘记了名字，还是会记得。
我出生在城隍庙西侧。五六岁的时候，邻家一个小哥哥带我去城隍庙背后玩，走上石阶，进门看“白无常”。我很想看，又很害怕，蒙着眼睛，从手指缝里看了一眼，赶紧逃走。当时的感觉，当时说不清。现在想来是，感觉“白无常”笑面好空洞、残忍。那一刻，我很懵懂地被告知，这个世界上，生路宝贵，也有限。之后，家搬到了南京路边。我每晚带上个小凳子，听隔壁雅仙姐讲故事。高中女生，她人长得好看，故事也讲得好。至今还记得的是，祖逖和刘琨的故事。感觉那个故事很长，好像讲了不止一个晚上。
十几年后，我工作了，被分配到一家小厂，不知什么机遇，认识了一个长者，刚想起来他姓尚，名字记不清了。他会英语，要教我英语，觉得以后我会有用。我天生喜欢中文，拂了他的美意，却提了个请求，希望他能教我亲眷的两个孩子。他答应了。之后他在业余时间，教了两个孩子两三年。高考恢复了，我问他，两个孩子是否有机会考上？他打了个比方：食品店里突然来了紧俏食品，只有带着糕饼票和钞票的人才能买。这两个孩子，就是带着糕饼票和钞票的人。这个比方果然没错。两个孩子中的姐姐考进了原上海外国语学院，弟弟考进了华师大外语系。他俩一个17岁，一个16岁，都是新生班里年龄最小的。尚很开心，连连说，孩子用他们的努力，回报了他。
我在厂里做的是辅助工，气力活，交往的同事不多。长法是一个，可说是交心的朋友了。他是机修车工，技术好。特别是他为人谦和，在人堆里，习惯退在一边，看人家谈笑，从不表示自己的存在。我欣赏他，还去他家玩。这也是缘分到了吧？他家住在大沽路，原是新式里弄，人家多了，楼梯很挤，住房也小。十几平方米，住两代人。当时很多人家都这样。他父母都谦和。见过几次，才知道他父亲不是一般人。大名陈世芳，早年是沪上旧书期刊业行家。抗战时期，他参加了新四军淞沪支队。组织上考虑到他的情况，派他留沪做进步青年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任旧书店门市部的主任。20世纪50年代末，他被解职，接受审查。20年后，才找到当时和他单线联系的上级，澄清了身份。
我去他家时，他还在难中。但他很开朗。他觉得我喜欢文学，就给我讲文学期刊。他和研究鲁迅的唐弢熟。那时研究鲁迅，重在发现鲁迅佚文。当时鲁迅等作家随时换笔名，一个人笔名甚至多达几十个。而他熟悉作家们用过的笔名，如数家珍，自然是提供鲁迅佚文的最好人选。他说唐弢家有个书房，平时不接待客人，而他是可以进去坐坐的。他还提到了研究鲁迅的倪墨炎。七八年后，我进了解放日报。在《朝花》编辑张世楷桌上，看到倪墨炎来稿，就是写鲁迅佚文的，感觉很亲近。茅盾身后，有关部门拟出《茅盾全集》，也找到了他。他提供了茅盾许多佚文。那段日子，我陆续读了一些零落的旧期刊，读了不少大作家的文字。那是我比较真实地接近新文学的开始，我一直怀念那段日子，也怀念这位几乎受苦了一辈子、真诚生活的老人。
刘绪源前几年去世了。他和我同年出生，也是同年进入新闻界工作。起初他在广播电台，最后也编报纸文学副刊。我们神交很久，但真正接触是在世纪之交时。是在潘亦孚那里见到他的。他和我不一样，我是记者，他是作家和学者。见了面，倒是合得来。2000年，我在上海图书馆办个展。绪源是开幕后第二天来的，来得晚，已经闭馆了。他和上图工作人员说，他是我朋友，特地赶来，希望让他看一下。人家答应了，还陪着他一幅一幅看过去。他好奇了，也就难得调皮了一下。他对人家说，字写得是蛮好，不过都是一种写法，不算很好吧？不料人家不干了，回应说，你真是他朋友吗？怎么说这种话？一种写法很好啊，譬如戏曲，是流派。绪源听了哈哈大笑，连说对不起，回头给了我电话，说，你的人缘怎么这么好？我说，我是记者啊，对所有遇见的人都很尊重啊。
他骨子里欣赏周作人，我并不。谈到这个话题，一直很有趣。周瑞金，是我的师辈，有次他对我说：“无为不入世，有情始作人。”他说这话可以视作座右铭。我深以为然，由此，又遇到绪源，我说可以把这话写成对联送他，如果他要。他看到其中有“作人”二字，居然十分欢喜。我就写了。
接下来记起亦孚了。亦孚比我大一岁，当年由春彦介绍认识。初次见面，我说了句“你我都是跌倒的人堆里爬出来的”。他后来说，这话感动到了他。我也是被他感动到的，是他说的一句“文化不是文化人的文化，而是人的文化”。后来他还成为《文博》版的作者。我和作者，一直注意不建立私人关系。我觉得编者和作者关系单纯些，对双方，对版面，都好。不过，我和亦孚后来成了挚友，甚至是一百年不见，也会彼此记得的挚友。他是吃过苦的人。当年他年龄还不到，就被学校分配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到了那里，还因为年龄小，不能算正式员工。他几千里路回来，到了楠溪江边的深山里。
后来他事业有成，紧接着又急流勇退，成了闲散的人。他开始收藏些字画，写忍不住想写的文字。他拍买到一张署名黄宾虹的山水，后来知道是伪作。他写了文章连同伪作一起交《文博》版发表。文中批评了自己的贪心，贪心导致了看画不冷静，又指出这画是伪作，并详细说明为什么是伪作。文章刊出后，他手中的那幅伪作，彻底成了废纸。
亦孚家在温州郊外雪山上。他在外日子多，譬如在上海。家里请他当年的同事云龙夫妇打理。有时他打电话回家，对方的结束语，一直是“你放心在外，家里没事”。听到这话，他感觉正常，我感觉好玩。有次和他一起回家，近门听到一阵狗叫，他连门也不敢开。等云龙下来，关起了狗，我们才进了门。我笑他，“这家还算是你的吧？”他也笑了。
在他家没事，我写写字。云龙在一边，有时会说，这笔好，这个字好。我对亦孚说，“毕竟在你身边待久了，懂书法。”亦孚回说，“他不识字。”他还笑着说，“别看不上他，他比你有钱呢!”当年亦孚公司散伙时，云龙分到了60万元。
亦孚来上海，一直住宾馆。那年，他突然想在上海买房了，还说要买到我家附近。不料，他母亲病了，他回老家了，一去就是好些年，他不离母亲左右，直到母亲去世。他母亲是父亲第二任妻子。父亲去世，留下九个孩子，其中三个是他母亲生的，亦孚是第九个孩子，父亲去世时他还在襁褓里。他母亲要带大这些孩子，忍心把亦孚送了人。理由是襁褓里的孩子花费大。亦孚到了六岁，养父母家有了变故，他才回到母亲身边。这段情形，不管别人怎么看，亦孚都觉得他有一个伟大的母亲。他一直孝敬到母亲去世。
我和亦孚曾约定一人写一本书，写自己。他一本，书名是“宿命”；我一本，书名是“本相”。我们都知道，如写这书，内心会有重创，但我们都想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