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文化时代的降临：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写了这样的一段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很多人都是困惑的，觉得世界有些不对劲，但却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人人都活在梦中，任人摆布。冥冥中总有一个声音在询问：你坚信不移的东西都是真的吗？你能从那样的梦中醒来吗？当你真的醒来时，你能面对这一切吗？面对强大的敌人，个人的挣扎显得
那么苍白和无力。对于未来，人们不安着、恐慌着，但是人们又梦想着、寻觅着一个真实的现在。
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由过去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给中国整个的社会结构带来了深刻地变化，实质上，中国以成为一个较为开放的商业社会，中国当代艺术也随之开始进入了一个商业文化时期。过去很长时间，中国虽然也在社会主义旗号下搞现代化，但当时
经济结构带有非常落后的封建色彩，这种历史条件下的现代化是不可能使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产生根本变化的，它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兴起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根本的震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们生活的节奏，以及人与时尚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随着社会的转型，中国人逐渐改变了以往僵化单一的生存模式。这就是当代艺术面对的完全不同于八十年代的社会背景，它必然地影响到当代艺术的发展。只有在这种背景提示下来思考问题，才能找到当代艺术发展的有效途径。
九十年代的商业文化、艺术的日常化以及艺术与流行文化，无可避免地赋予这个时代与当代艺术强大的生命力与影响力。这些问题最为突出的肯定在广州和一些南方城市。在内地的很多地方，比如成都，人们生活闲散。可在广州这种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城市，情况却截然不同。在广州，今天也许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明天也许就转瞬即逝。今天可能在茫茫苦海中挣扎毫无希望，明天可能一个意外的电话就带来生机。这就是市场经济特殊规律下的个体生存。这就要求一个人充分把握每一个机会。这种生活给生活其中的艺术家引发了许多日常性的思考。虽然目前商业文化、艺术的日常化以及艺术与流行文化的关系等问题的强调显得较为局部化，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它所蕴含的观念的前瞻性便日益明显。 在市场化与商业化推动的前提下，广州的艺术家如何能准确把握这种日常体验，却又不会拘泥于主流意识形态所鼓噪的的商业化驱动？所谓商业文化，是以商业文化为基点的美术现象，而非市场的商业性操作行为。它反应的是一个文化发生学的背景，是对商业化时代的人的生存现状的思考和提示。它向我们发出质询：当我们中国人面临一个真正的商业化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内心状况是什么？我们的人文价值基点是什么？这个基点会对我们生存的现状提出什么样的价值标准？这个价值标准是个什么样的形态？
郑琦是个在商业文化的环境下，顺利发展的幸运儿。她从小，便清楚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坚定地告诉所有人：“我要做一名艺术家！”这个想法，在商业社会与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的九十年代，可以幸运地实现，让她避免了千篇一律的大众化式的生活，随心所欲做自己喜欢并擅长的事。而同时，这份早知早觉的幸福与悲哀。因为这份先天性的自知，也赋予了敏锐的觉察力和心灵震撼度。
郑琦的幸运，还包括她拥有有一个包容她、爱护她、关心她的母亲。给她创造了一个很舒适很安逸的学习环境与成长环境。在母亲的保护下，她才没有受到更大的伤害并且得到物质上的尽可能的需求。她的身上是刻有强大的商业文化成长的痕迹，只因她出生并成长在这个商业冒险者的时代中：从她的画作，可以看出几乎全部都被夺目刺激的彩色充斥，张扬的线条与狂野的颜色想把世界上所有的酸甜苦辣一律吞没，奔走与强大的物欲与自我追求之间，产生的鸿沟中，强大又脆弱。如五光十色应有尽有的现代大都市，在人们物欲横流的表面却隐含着一份不安定的心，在坚信不移的为生活奔波的同时又极度自我怀疑所做的一切究竟是对还是错。
另外，她很少出门，喜欢在家里看书画画。她想研究生毕业之后再读博士，她的书柜上有很多艺术史、美术理论、哲学、美学、人类学的经典著作——这表明她的天马行空与环游世界可以轻而易举地在房间里不动声色地进行，如暗地潜流。她在房间里面安全地把自己的想法付诸纸上，作为行动的一部分，便自信满满地而且最重要是安全地完成所有的一切。这种方式，分明是网上购物盛行的大众式的网络消费时代有密切关系，在网络上欣欣向荣的一片大好景象中，这些热闹却无声地在房间中进行，不给任何人踏进来一步，也不愿意知道其他人所发生的任何事。在她的画中，你可以在“房间里走马看花”，但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因为措施变得很安全。”因为需要这种强大的安全感，房间便成为最好的天堂。
本土前卫文化的盛行：
在以往当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前卫艺术是一种反叛的角色，不管怎么说，有一种压力似乎更能激发艺术家的主体性，艺术的发展更加充满生机。当然，中国与西方还处在不同的语境中，中国还处在市场经济的初期。但中国却面临与西方相同的一个国际环境，在这种特殊的过渡时期，中国的前卫艺术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从一个被压抑和反抗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需要有一个时间来转化。落实到目前具体的转化工作上，这便是如何面对“商业文化”的问题。
比如，广州的“卡通一代”在艺术上的探索可以看出，他们对艺术的未来形态和趋势有他们自己的直觉判断，已经不能用以往的价值标准为依据，在面对一种新的艺术现象，用已有的知识是无法解释，而历史的发展就在于不断地创造新的想象，所以应该正视这
种新的艺术现象存在的意义，并且需要这样一些艺术家去做前瞻性的思考。要寻求前卫艺术的发展，不能仅仅从反叛、抗争的角度来界定它，同时更应当看它是否能给当代文化带来某种预示、探索和新的思考。前卫艺术，就是人类以个体的方式为族类来冒险。
放眼北京，他们的“艳俗艺术”也是源自对九十年代商业文化的思考，他们不同与广州的“卡通一代”，前者更多的是以精英文化的立场去反讽、嘲弄和批判他们所面临的商业文化，另一方面他们也利用商业文化的资源来达到他们自己的商业目的。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他们的操作，可以看出市场经济的冲击和体制外生存给艺术家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应当说它已经大大激发了艺术家对商业文化的想象。但在广州，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的大、中城市，举目皆是耀眼的商业广告，电视、报纸更成了商业文化的传声筒。从当今都市现象来看，在广州的本土前卫的“商业文化”从根本上，其实是属于大众文化范畴。对于当代艺术来说，广州的艺术可能更集中概括了大众文化的本质，也更具有九十年代中国的现实特点。这与广州的日常生活所反应的“实际文化”是息息相关的。比如“梦想成真”、“恭喜发财”、“你可以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珍贵的东西”等等一些耳熟能详的大众话语，这是贯穿大众文化一条主线，这条主线的核心就是商业性。以商业文化为基点的当代艺术就是在这种商业性的现实存在中挖掘新的价值意义，并在这种挖掘过程中寻求自身的发展。比如“卡通一代”，其出发点也许是前瞻的、超越的，但作品的结果又可能是与所欲超越的现实现象是粘连、同质的。这反应了中国当代艺术在九十年代出现的重要艺术家肯定是与中国的商业文化是有关系的。
与艳俗艺术不同，广州的“卡通一代”的思考，比如郑琦，却是真正与他们在广州的生存经验密切相关的。虽然，把他们这些人放在国际化的语境中，缺少与国际当代艺术之间的特殊关系。但，中国的当代艺术为什么一定要西方人指认之后我们才发现它的价值呢？中国当代艺术真正的价值标准应当建立在能否有效地揭示出本土生存现实问题之上。郑琦是土生土长的广州新一代，她身上的矛盾体因为广州这个城市变得非常突出：既想反叛与抗争，又无可置疑被广州实际的大众化商业文化日益感染。她从小选择的就是跟自己的城市；家庭；命运抗争的生活，但潜移默化的文化熏染又无可避免地与她息息相关。在她的画里，分明感受到的是不协调的矛盾体——有时候，感到很亲切：被颜色吸引，被画面的似曾相识的构图和题材吸引，被画面中没有防备的内心的纯粹吸引，从而可以轻而易举想到生活中身边发生的一切，单纯又美好。但有时候，却又感到无比陌生与冷漠，因为画面上的尖锐，不和谐颜色的充斥，人物凌厉的眼神，满满的几乎窒息的画面，还有那些莫名的神秘主义符号，晦涩难懂，若即若离。在本土化进程上，郑琦是可以轻而易举画出这个时代与地方的特色。更可贵的是，她身上具有的与现实社会保持的距离感而产生的“不和谐”与“非主流”特质，却给予我们冷静和反复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