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青铜器是中国早期北方民族的物质遗存，它滥觞于早商时期，到春秋晚期达到鼎盛阶段，到战国晚期渐趋衰落，延续到东汉或更晚时期。鄂尔多斯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原及广袤的欧亚草原均产生过重大影响，它是多民族人民共同培植的一种多元融合、风格独特的文化。鄂尔多斯青铜器有着重要的考古价值和艺术价值。
一、鄂尔多斯青铜器的文化渊源
鄂尔多斯是蒙古古部名，鄂尔多斯地区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地理概念，它指的是黄河中断、阴山之南，被大河从西----北---- 东三面环绕的属于黄土高原北端的延续地带，这是一个天然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地理单位。15 世纪中叶，蒙古鄂尔多斯部开始驻牧于此，故又称之为鄂尔多斯地区、鄂尔多斯高原。鄂尔多斯文化的源头属于黄河文化系统中的“河套文化”。鄂尔多斯地区是匈奴民族最早的栖息地和活动摇篮之一。河套匈奴文化是鄂尔多斯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实早在3千5 百年前的商代前期，中华游牧民族的曙光就已在鄂尔多斯地区初现，形成了著名的“朱开沟文化”，它是北方游牧民族从蛮荒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朱开沟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四道柳川与束会川之间, 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境内。朱开沟文化内涵丰富，历史跨度较大，它上承古老的“河套文化”，中经“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又下启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先河，它是鄂尔多斯文化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朱开沟遗址发现的青铜戈、短剑、刀等是中国北方地区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青铜兵器和工具。
公元前2 千8 百年—公元前2 千3 百年，以饰有各种动物图案的青铜器为代表，形成了著名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之所以名之为“鄂尔多斯青铜器”。主要原因是从19 世纪末叶开始，在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陆续出土了大量以装饰动物纹为特征的青铜及金、银制品，由于鄂尔多斯及其周边地区发现的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也最具典型性，因此，被称作“鄂尔多斯青铜器”，在学术界也被称作“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或“北方系青铜器”。这种称谓一方面强调鄂尔多斯青铜器在器形、纹饰和艺术风格等方面有别于中原起源的青铜器，另一方面则着眼于鄂尔多斯青铜器与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带的其他地区的青铜器。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周围的中原文化，东北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西伯利亚卡索拉文化，塔加尔文化等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既有对周围文化的吸收，也有对周围文化的影响。
鄂尔多斯青铜器开创了青铜文明的新时代，因为它不仅对中国畜牧、游牧业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时对于推进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以及与世界的文化交往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鄂尔多斯青铜文化所表现出的与欧亚草原畜牧民族青铜文化的共性，以及它所表现出的丰富的文化内涵，独特的造型工艺等备受世界瞩目。草原游牧文化的实物遗存对于我们研究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弥足珍贵。
二、鄂尔多斯青铜器的种类及内涵
鄂尔多斯青铜器制作工艺与表现手法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尤其鄂尔多斯青铜器与动物纹饰的完美结合，融铸成为鄂尔多斯文化史上的一大艺术奇观。鄂尔多斯青铜器多为实用器，按其用途大体可分为兵器和工具、装饰品、生活用具及车马器四大类，以短剑、铜刀、鹤嘴斧、棍棒头、各类动物纹饰牌、饰件、扣饰等为主，而最具有特征的是大量动物纹装饰器物。动物纹的种类
有虎、豹、狼、狐狸、野猪、鹿、马、羊、牛、骆驼、刺猬、飞禽等，多采用圆雕、浮雕、透雕等装饰手法。青铜纹装饰中的动物造型生动，情趣盎然，憨态可掬，线条流畅，刚柔并济，鲜活地再现了动物相互撕咬嬉戏的精彩瞬间。（见图1）
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
●“青铜短剑”——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最常见，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短剑的长度一般在25 ～ 30 厘米，剑身的宽度在2.5 ～ 3 厘米。“青铜短剑”多直柄，柳叶形剑身，直刃，剑脊隆起。剑身与剑柄处出“一”字形或扁圆突状格，通长约22 ～ 30 厘米。早期北方民族彪悍尚武，短剑是成年男子必备之物。短剑既是他们马背上近距离进攻的利器，也是贴身搏斗和护身的武器。短剑制作上非常坚固、锋利、实用，整体装饰通透、流畅，体现出一种威严而庄重的气势。（见图2）
●“青铜刀”——也是当时人们使用最频繁的工具之一，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形体较大、刀身较直的多用于兵器，刀身较短的用于日常生活及劳作，而刀身呈圆弧形的则应是主要用于皮革加工等。形制多样的各式“青铜刀”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刀柄部都装饰有造型精美、样式繁杂的纹饰，柄端有的圆雕伫立的马、羊或鹿首、龙首等动物形象，多数则为便于佩挂的环状及圆形或三角形镂孔，表现出人们对它的一种器重与偏爱之情，它具有神权、宗族权和地位标示的功能。（见图3）
●“青铜龙首、蛇首、羚首、羊首或鹿首匕”——所谓“匕”是指一种扁长条形食具，具有类似勺、叉的功能。这类器物匕身细长、或直或略弯曲，匕首柄端装饰有圆雕的蛇首、龙首、羊首或鹿首造型以及镂孔的球形铃状物，刃端或呈圆弧状，或呈直刃微弧状，或呈斜弧刃状。有些匕身的一侧或两侧装饰数个圆环，有些圆环内还连接有环形或坠形饰物。在许多青铜饰件上，象圆雕伫立的羚羊、卧马、狻猊等上配有各式各样图样的“铃铛”，这些铃铛在风中摇曳，发出扑朔迷离的声音，给人一种销魂、神秘的感觉。
●“青铜鸣镝”，鸣镝是一类比较特别的青铜镞，镞身前部呈三翼状，三翼之后为中空的圆球形，与銎通，圆球前半部的镞翼间各有一个孔。由于装有这种镞的箭发射后，气流贯入孔内能发出声响，所以也称为“响箭”。在辽阔的大草原上，一只只直入云霄的响箭，是草原民族相互沟通、传递信息、指挥战斗的极好法宝，受到马背民族的喜爱。（见图4）
●“青铜匙”——这种器皿形制各异，与今天使用的金属汤匙十分接近，椭圆形圆底匙头，圆柱状或细长扁平匙柄，柄部多装饰缠绕状的綯纹或锯齿形花边，柄端多有孔，便于随身佩带，充分体现了游牧民族的生活特性。对于这类器皿用途，据推测，大概是一种祭器。（见图5）
● “青铜镜”——有的形制与中原发现的同时代铜镜相差无几，镜体较小、较轻薄，周廓不出棱、形制不大规整，背面图案简单或多为素面，而且为了携带、握持的便利，设立动物造型的钮或柄，柄部的动物纹造型往往制作十分精美、繁缛。对于逐水草而居的北方草原民族而言，平静的水面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好的镜子，他们自然无需在这个领域刻意追求，北方草原民族的铜镜装饰性更大于实用性。有些铜镜用于当时萨满教神职人员使用的器皿。（见图6）
●“青铜饰牌”——种类繁多，不仅主题突出，而且图案的组合及填充技艺也十分高超，常常在动物的身上及四周填充树叶纹、漩涡纹、动物头像纹等等，做到华丽而不显多余，夸张而不失和谐。表现内容非常丰富，有的反映草原上弱肉强食的情景，有的抒发人们热爱生活的情怀，有的期盼牲畜兴旺的寄托等。（见图7）
●“青铜鍑、铁鍑”，这器物极富“马上行国”文化特征的炊具。双耳圈足铜鍑或铁鍑，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一种炊具。整体略呈口大底小的圆筒状或半球形，圆底或平底，绝大部分在口沿上没有竖立的对称双耳，多圈足或镂空高圈足。有大有小，直径20 ～ 60 厘米不等。这类器物双耳的设置，不仅在于就炊时，搬动方便，更主要的是为了马背民族迁徙时，携带方便，而镂空高圈足的设计，也是针对游牧民族的生活特点，就炊时随便找一个略平坦的地方，把鍑从马背上解下来就地一放，在高圈足下一拢火就可以炊事了。（见图8）
鄂尔多斯青铜器中之所以出现大量各类猛兽以及肉食动物捕获食草动物造型图案，是与早期北方民族特殊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有关，日常生活中很大程度上主要依靠个人的能力与智慧，去面对大自然无情的肆虐，虎，狼等凶猛动物的袭击以及邻人的劫掠。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不仅锻炼出他们强壮的体魄，彪悍的性格和独立不羁的品质，而且也造就了比农耕民族对于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这一大自然法则更为深邃的理解和崇尚。当时许多原始民族都有着共同的习俗，就是对大自然中的生物十分崇拜，将它们视为图腾，依仗它的神力保佑族群的平安，人们将崇拜物形象装饰于杆顶、杖端或器物上，是将祖先崇拜、神灵崇拜与地位、身份融为一体，成为权力的象征。“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动物造型，绝大多数都非常的写实，形态逼真，造型生动，反映了制作者丰富的生活阅历、敏锐的观察能力和高超的再现能力，特别是浮雕动物在平面与立面关系的处理技艺上，更是有独到之处，使浮雕的图案，能最大限度地展现出立体的效果。
鄂尔多斯青铜器动物造型不仅以个体形象为主，而且出现了多种动物相结合的构图，不仅体现出了各个动物的特征，而且也表现出不同环境下的不同神态。那种人与人、人与兽、以及人兽同自然界斗争的形象，各种家畜姿态的造型，狩猎生活鲜活的描摹等等，所有这些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游牧民族的真实生活，再现出两千多年前发生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一景一幕。人们在工具、兵器及饰物上装饰一些所熟悉的图案，体现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热爱和追求，他们以艺术的形式、战斗的风格表现出自己不畏强暴、不怕艰难的心态意志，以此鼓励人们永远保持一种坚强不屈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