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玉：玉的儒家伦理学
玉的道德化完成于春秋儒家集团。在周王朝日益衰微的背景中，儒家学者形成了最早的世俗玉学家团队，他们的赞美惊天动地，把玉推举到道德象征的高度。他们描述玉的质地坚硬慎密，色泽皎洁冰莹，性情温泽细润、声音清越舒远。这是罕见的誉辞，儒学和玉学就此结成了坚固的联盟。他们的作为，为玉学在历史中的延展，提供了卓越的样本。
玉所承载的世俗伦理语义是如此宏大，令先秦的道德哲人感到了无限惊喜。我们被告知，孔子出使别的诸侯国时，恭敬谨慎地拿着玉圭，好像举不起来的样子，向上举时好像在作揖，放在下面时好像是给人递东西。脸色庄重得像战栗的样子，步子很小，仿佛沿着一条直线往前走。
这不是出自对王权的敬畏，而是一种不同寻常的道德表演，旨在宣谕儒家和玉的生命联系。孔子是卓越的演员，他要藉此向世人演示人与器物的崭新关系。玉不是神器，而是君子灵魂的凝结物，散发着士人知识分子德行的浓郁香气。越过玉的形态和气质，儒生看见了自身的端庄面影。玉就是士人精神投射在矿物上的伟大镜像。
春秋早期的思想家管仲，率先提出玉有仁、知、义、行等“九德”，此后孔子将其扩展为“十一德”，对玉器伦理学做了完备的描述。但许慎《说文解字》嫌孔子的玉学过于繁琐，难以记诵和传播，简化为仁、义、智、勇、洁“五德”，跟上古流传下来的“五行”模式遥相呼应，最后厘定了玉器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在玉的伦理学里，渗入了儒家修辞学的话语力量。这是简单而粗糙的隐喻行为，显示儒家从事数字游戏的非凡激情。被道德算术所精心计算过的“玉德”，从九增加到十一，又从十一锐减到五。这不是数字的修正，而是传播学的自我调试。它要把“ 玉德”的叙事限定于五个手指能够抓握的范围。这是多么漫长的集体修辞，跨越了数百年的春秋，儒学家修长的五指，终于紧紧抓住了玉的五种品格，它们跟儒学的“仁、义、礼、智、信”互补，俨然左手和右手的亲密关系。
由于儒家的缘故，玉被士人知识分子所普遍配戴，由此引发了玉的世俗化的浪潮。儒家是玉的民间化运动的最大推进者，但玉的阐释权自此被儒家所征用和垄断。在很长一个时期，玉就是儒生精英阶层的身份标记。贫困的文士无法拥有和田玉佩，只能用劣质石器替代。那些寒伧的石头，悬挂在褴褛的衣衫之间，仿佛是一个孤寂灵魂的坚硬写照，不屈地书写着自我人格的神话。
但所有的玉学家都蓄意规避了玉的弱点。玉的脆性就是它的第一属性。这脆性令它跟儒生的生命那样，成为美丽的道德易碎品。在某种意义上，破碎就是玉的死亡形态。它负载着这宿命穿越时间的走廊。与其他品质相比，脆性更深地隐喻了士人知识分子的生命特征。但直到南北朝时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格言，才被罹难的文官说出，被四下传播，成为中晚期儒生的沉痛训诫。这是人的生命和石器生命之间的神秘对应。在所有的玉德之中，这是最具道德性的一种。经过漫长的苦难与缄默之后，儒生终于开口承认了玉的这种秉性，并起身正视自己的悲剧性命运。
玩玉：玉的工艺学
据说在黄帝的时代，人们开始砍伐木头建造房屋，还发明了最早的服饰，而玉则被用来打造兵器。这是奇怪的工艺选择，因为玉质坚硬，打磨起来需要耗费大量人工，它就此探查着工匠的忠诚和坚忍，以及对于物体表面的精细感受性。这是粗陋的石器时代的自我革命。黄帝及其子民们，打开了针对器物文明的感官曙光。
从对玉的把玩中产生了手的游戏。“玩”字的起源就是人对玉的审视。在琢磨、雕刻、把玩、推敲、探究和品赏玉的过程中，人性深处的某种东西萌生和迸发出来，那就是华夏游戏精神，以及对于小型物体的细节的趣味。
最初是手的摩挲，指尖的轻触，末梢神经与物体的微妙无言的对话。种族感官机能的发育，在唐代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李贺的诗歌就是敏锐的证明——“一编香丝云撒地，玉钗落处无声腻”（美人梳头歌），“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帏绣幕围香风”（将进酒），“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李凭箜篌引）等等。这是石器工艺勃兴的繁华时代，各种器物都在生长，从人的游戏中获得自己的本质。而唐人对于物质体系的敏锐感受性，正在迈入迷人的黄金时代。
这是由手带动的全身感官的发育。从手指、目光、听觉、脚直到脚趾，所有这些肢端都被动员起来，去谛听玉的自我叙事。在赏玩的进程中，基于玉器的贴身化和细小化，玉的存在空间也缩小了，变得玲珑可爱起来。这种剧烈的细小化态势，推动了盆景和微雕工艺的发育，并在女人的肢体上达到了病态的高潮。
小脚美学诞生了，女人的脚足被称之为“玉足”，因为它像玉一样玲珑小巧，成为男权把玩的最高对象。缠足是最高的玉艺，缓慢而坚忍地打造着位于女人底部的器官，而玉足是生长在女体上的美玉，性感而香艳地照耀着男人的感官，令他们心旷神怡，达十多个世纪之久。在这种经过反复雕塑的器官面前，中国男人实践了玉的真理。
正是纤小的女足引开了唐人的游戏趣味。柔软性感的肉体，成为视觉和触觉的中心。这种奇怪的情形，直到宋元才有所改观。它在市场化的语境中重新复苏，并在清代达到无人不言的程度。乾隆皇帝（1736—1795）是玉艺的首席鉴赏家。除了周穆王，他便是最喜好游玩的国王，同时也是玩玉的大师，他提出的精、细、秀、雅四项基本原则，成为指导清代玉器制作的美学信条。
皇帝本人甚至不惜成为玉艺批评家，针对苏州专诸巷玉器的低俗风格，以诗歌的方式发出严厉声讨。他形容那些追逐时尚的工匠，制造了一场“玉厄”，而他的拯救方案就是仿制古玉，也就是要求玉匠按商周彝器的形态和纹饰来琢磨玉器，以实现修复“五德”的政治梦想。皇帝亲手点燃了玩玉的时尚火焰。玉器市场繁荣起来，伪玉和伪古玉被大量炮制，碾玉作坊成为中国商品造假的重大历史源头。我们看到，睿智而严厉的皇帝非但没有制止玉器的败落，相反，他的干预加剧了玉的危机。
这是国家主义工艺的一次回光返照。就在皇帝去世半个世纪之后，英国战舰轰击了在玉器和鸦片中醉生梦死的帝国。那是依靠工业文明和近代铁艺组装起来的军队，其铁器看起来是如此粗陋不堪，散发着鄙俗的腥气，却击败了玩赏美玉的礼仪民族。石器与铁器的博弈，经过数千年的反复进退之后，终于被引入一个悲剧性的残局。
情玉：玉的情感叙事学
玉的品质和功能都在大步衰退。从最初的工具性石器，它迅速擢升为祭祀用的神器，转而成为国家仪典的礼器，继而成为儒生的德器和美器，最终却沦为市场上用来交易、欺诈、收藏和增值的贾器。这个长达一万年的蜕变过程，就是玉为我们留下的命运线索。越过那些被儒家堆积起来的溢美字词，它走向了自己所鄙夷的尾声。
只有一种存在能够改善玉的处境，那就是情玉。玉被儒生所征用，成为君子的道德表征，却依然流露着男欢女爱的芬芳气息。据《列异传》记载，当年江严在富春县清泉山上，远远望见一位美女，穿着紫色衣服唱歌。江严向她走近，距离还有几十步之遥，她就隐然不见了，只留下她所依凭的那块大石。如此经历了几次，江严就得到一块紫色的玉，长宽约一尺见方。这是关于玉的“变形记”的稀有回忆，它揭露了玉跟女人之间的暧昧关系。
玉被用来充当世俗女人的名字，最早出现在东周时期。尽管庞大的帝国行将衰亡，但玉依然保持了自身的高贵，由各王国的贵族和公主们所专有。吴王夫差有个女儿叫“紫玉”，而比他更早在世的秦穆公女儿，则有个更为著名的名字——“弄玉”，它是人与自我的关系的古怪隐喻。被“弄”，就是玉的命运，因为它注定要成为人股掌间的玩物。一个女人被称作“弄玉”，就意味着她既是玉自身，也是弄玉者（他者）。这种古怪的双重身份，暗含着自我关涉的镜像逻辑。
“弄玉”无疑是一种隐喻，企图向我们暗示同志关系的存在，也即同一种事物（性别）的彼此映射和缠绕。在屈原的时代，楚国诗人宋玉是一位声名卓著的同志。而在更早的周灵王（前571—前545）时代，男同志苌弘就已经现身，以皇帝侍臣的身份，周旋于宫廷情欲的前线。周灵王起居在豪华的行宫“昆昭台”里，不理朝政，一心一意地爱着他的男伴。他们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俨然亲密无间的情侣。朝臣们很生气，指责苌弘的媚术动摇了王朝的根基，最终设法把他杀害了。苌弘的血化成了石头，后来连尸体也消失不见，据说化成了碧玉。这是同志先烈的英魂化为美玉的首次记载，它读起来像一则诡异的童话，却揭发了玉作为男人之间证情之物的秘密。而情玉从此染上男同性恋的语义，变得更加诡异莫测。
玉到了汉代才泛化为异性情爱的广阔象征。《太平广记》称，汉武帝是玩玉的旷世高手，他收藏的名玉奇器，令人眼花缭乱。他如此宠爱李夫人，以致每次跟她做完爱后，都会用自己的玉簪亲自给她束发，一派柔肠似水的样子。后宫的嫔妃们竞相效仿，梳理头发都用玉饰，指望以此换取皇帝的芳心。民间女子随后也加入了追慕的行列，以为这就是高贵身份的标志。玉的市场价格，从此被大幅度哄抬起来。武帝打开了美玉通往世俗情欲的康庄大道。
这则宫廷言情故事，剧烈地扩张了玉的语义，成为玉的语义谱系的重大转折。至此，玉成为所有美丽女人的象征。玉人、玉女、玉颜、玉唇、玉腮、玉颈、玉肩、玉腰、玉手、玉指、玉腿、玉足……这些无限派生的语词，不仅是自我增殖的修辞游戏，也是对于身体和情欲的最热烈的赞美。
玉的所指边界的扩张，从男体开始，转向女体，随后又返回到男体，成为玉树临风的美男的象征。在经历了多次语义转移和长征之后，玉最终完成了对人类的全面指代。在曹雪芹的《红楼梦》里，贾宝玉和林黛玉被设计成对偶的情玉，他们分别代表了白玉和黑玉（青黑）、男玉和女玉、阳玉和阴玉，如此等等。这是一次关于“情玉”的历史性小结，它要确立玉的人间地位。但玉同时也保持着“他者”的立场，继续扮演爱情信物的非凡角色。玉是一种坚硬恒久的见证，逾越生与死的界限，支撑着那些无望的信念。
关于情玉的叙事是难以穷尽的。玉进入市场层面之后，就感染了铜钱的混浊气息，变得日益鄙俗起来，它的神圣性和灵性都遭到了消费主义的解构。只有人的情感还在继续发出炽热的呼喊，成为托起玉的精神性的唯一支点。这是现代玉的黯淡希望。它在尘世的利禄中打滚与哭泣，企望着下一轮文化复兴的到来。等待就是玉的抵抗策略。除了那些瑰丽的宝石，玉是世上唯一能跟时间达成和解的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