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达：中国玉文化及玉器艺术——和阗玉的“德”内涵及其“真玉”地位的确立

    和阗(田)玉采自昆仑山北麓的和阗(古称于阗，今称和田)玉河，故名。
   和阗玉理应首先为生活于该地的原始人群所发现并加以利用。由于新疆地区地貌变化剧烈，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缓慢，故其考古发掘工作十分困难，所提供的和阗玉资料零星而稀少，所以我们亦无法了解远古利用和阗玉的情况，对其6000年以前东移的路线，也未掌握任何线索。但从常理推演，和阗原始人在寻找石头制造工具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和阗玉的美感与灵性的价值之后，便运向东、西两翼之遥远地方。从现已掌握的资料可知，和阗玉在原始社会向东已沿着罗布泊、罗布卓尔和库车等南北两路经河西走廊到达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地区，该地的原始遗址曾出土了少量用和阗玉磨制的斧、铲等生产工具型玉器和非生产型玉器就是有力的证明。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揭示了和阗玉东进的早期路线，与在其三四千年后才形成的“丝绸之路”基本吻合。这说明和阗玉东进的古道是中西交流史上东段的一条最古的原始驿道，连接自和阗向西经巴格达或地中海沿岸的西段原始驿道，这就是完整的沟通亚洲大陆东西两端的原始道路。此后的丝绸之路、陶瓷之道以及玻璃、宝石等贸易，甚至佛教东传等，无不沿着和阗玉古道行进而到达终点。当时，和阗玉便沿着这条古道，由沙漠之舟——骆驼载着行走无数昼夜到达内地，恪尽“职贡”之守，再满载超过和阗玉价值数倍的丝绸等珍贵物资，沿着玉石古道经河西走廊返回西域和阗。所以，这条和阗玉古道不仅是我国与西方交流的一条通道，而且也是我们华夏各民族联系、团结西域民族的一条纽带。
   此后，和阗玉之路又向东南推进到殷都(今河南省安阳市)，成为殷王室玉器的主要原料和中国最早的“帝王玉”。距今3300余年的武丁妇好墓出土了大量的和阗玉玉器，仅经检验的就有300余件之多。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数字，它表明殷王室对和阗玉已有了不同于他们前人的崭新认识，承认其较高的价值，甚至很可能已主动地向遥遥万里之外的和阗地区“征玉”了。目前虽然还查不到殷王从和阗征玉、取玉及和阗玉优越于其他地区“玉”的记载，但从殷王室已拥有为数可观的和阗玉，从妇好生前掌握的大量的精美的和阗玉像生雕刻判断，至少是和阗玉的本质美唤起了殷人的美感意识，至于是否还有权力、神灵、氏族、军旅等实际的用途和观念上的价值，也是值得考虑的。我想这样说并不过分，殷人已真正认识到和阗玉的美及其本身特有的价值。殷王室是和阗玉最大的占有者，也是和阗玉贡路的保护者，纣王帝辛是最富有的和阗玉占有者。
   商殷、西周时期，和阗玉已成为王室贵胄们的掌上明珠，进一步取代地方玉的礼制、祭祀、等级、聘礼、会盟、殓葬等社会功能，与统治集团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到了春秋时代，出现了“重玉轻珉”的争论，使得上述和阗玉的价值观深入到新的社会集团之后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机。无可否认，这是上层社会崇尚和阗玉而贬低其他玉材的结果。这种争论可能持续了很长时间，至春秋晚期又扩展到儒学界内。子贡曾向孔子讨教“重玉轻珉”的社会原因，孔子回答子贡时特别指出，不是由于玉少珉多而出现了重玉轻珉的社会舆论，其重要的原因是“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接着以儒学诸观念与和阗玉的诸本质作了具体形象的对此，以说服子贡，最后，以“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为结论。这表明春秋时代和阗玉确已成为君子的化身和代表，这是君子贵玉轻珉的理论根据。
   为了更好地了解孔子以儒学的具体论点与和阗玉的化学的、物理的诸特征对比而得出的见解，列简表如下：
   十一点对应中的“温润而泽”、“缜密以栗”、“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绌然”、“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孚尹旁达”等五点均属质地、光泽、结构、声响、色彩等特性。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特点也只有和阗玉才完全具备，后世藏家及鉴赏性文献也一脉相承地引用上述语言来表达和阗玉的诸种特点。从此，和阗玉便与中华民族的道德观联系起来，这不仅为当时的重玉轻珉提供了理论根据，也促使和阗玉连绵不断地进人华夏各地，并推动了以和阗玉玉器为主体的历代玉器手工艺的持续发展。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独有的玉材观，这也是玉的第四次飞跃，至此，和阗玉从帝王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以玉的诸特征与德的具体观点对应比喻时虽有涉及玉的色彩，但似乎玉的颜色是青是白对儒家是无关紧要的，这是“首德次符”的最初根据及其主要内容。
   到了东汉时代，许慎编纂字书《说文解字》时概括了历史传统和儒学观点，首次提出了完整的玉的概念和定义。许慎诠释：
    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鳃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絮之方也。
   许慎以玉比德是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玉有十一德之说。如许慎“润泽以温，仁之方也”是继承孔子“温润而泽，仁也”的提法，仅在用词上稍加调整，其基本含义是一致的。许慎以“义”与玉之对应诠释与孔子的说法不同，许慎以“智”与玉对应诠释与孔子之“乐”较为接近，另外,许慎提出儒家之勇、絮与玉之对应诠释则不见于孔子玉有十一德之说。许慎之“玉有五德”说自然是与两汉时期的社会状况的变化及道德观念的更新等情况有一定联系的，在这里不必详加比较。许慎“玉有五德”与孔子“玉有十一德”之异同，说明汉人对玉的认识更加规范化，这是对玉的概念进行的最有权威性的解释，此后一直支配着我国传统的玉观念。
  许慎提出“玉，石之美”的美，既是客观存在也是主观感觉，这种诠释在先秦尚未被儒家广泛承认。许慎所认定的玉的美感价值比孔子等先儒更为客观，有了不小的进步。虽然还不能说许慎对玉的两重性的诠释即表明他重视玉的质、光、色等美并将其推到首要位置，但是他的观点对后世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诸如宋、元、明、清玉器的鉴赏化和陈设化的新发展，无不与许慎提出的“玉，石之美”的论点有一定的联系。
   许慎提出的“玉，石之美”的概念还包含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玉是石属，而又不同于一般的青石、白石、油麻石、砂石等石材；第二层意思是石之美者才是玉。关键在于一个“美”字。过去，对这个美字，一般理解为它的质地、光泽、色彩、硬度、比重等物理特征，这当然是对的，然而又是不够的。《说文解字》玉部收罗了126个字，其中隶为玉属的有玉、宝玉、美玉、玉之美者、玉英华、玉属、三采玉、赤玉、夷玉、朽玉、遗玉、三玉二石等12种训释，石属有石之次玉者、石之似玉者、石之有光者三种训释；与玉、石无关者不计。由此可知，“玉，石之美”的美字，也就是区别玉与石的一个重要条件。
    我国玉器的原材多种多样，它们源于远古的就地取材的传统渠道。各种地方玉虽受到和阗玉涌进中原的影响而有所削弱，但并未彻底消失。我国玉材来源甚广，名称纷杂。如《说文解字》拟定为“玉”字共17个，从音韵角度推断，可能是流传已久的各种地方玉的最终定名。已拟定的地方玉有鲁之宝玉（药瑶）和夷玉（洵玎琪）。此外其他文献记载地方玉有雁门之瑌；西方之瑜；西北之谬、琳、琅矸；东南之瑶琨；荆山之璞；会稽、长沙及临湖之趺等。这些专用玉名究属何玉迄今仍无定论。还有的没有专名的玉材则冠以山岳、府、县之名加以区别，如钟山之玉、蓝田之玉、岫岩玉、南阳玉、蜀玉等等。其实远远不止上述几例，这些不过是标明产地的“玉”而已，究竟是何种玉?是玉还是石?古人则从来不加细审，只是人云亦云，代代相沿而已。据《山海经》记载，我国产玉的地点有一二百处。《禹贡》所记产玉之地限于九州中的梁、雍二州，梁州产谬（美玉名），雍州产球琳（美玉名）。同时还记载了产美石之地，如青州产怪石（石之次玉美好者），扬州产瑶琨(美石次玉者)及雍州产琅歼（石似玉者）。其中雍州产球琳美玉、扬州产瑶琨美石的记载与今天已发现的原始社会玉器的情况还是相当吻合的，可知《禹贡》成书时必有实据可考，是可信的。
   再从考古发掘和现代玉石矿产联系起来考虑，有几处玉产地的采玉历史相当悠久，且沿袭至今仍在开采。辽宁省岫岩县蛇纹石矿和河南省南阳市独山绿帘纹石矿则是其中的二例。至迟在距今6000年前时，辽宁省辽东半岛的蛇纹石就已经开始被利用了；还有南阳独山玉从4000年前至现在也在不断地被采集、挖掘，其历史也相当久远。新疆和阗地区采集角闪石玉的历史不短于6000年，也是一直延续至今。玉石产地的广泛分布和玉材品种的多样化，这是我国自然资源的客观存在和先民们长期发现、采集的主观行为使然。这是我国玉材的基本情况，但又必须承认，在漫长的采玉历史中，我们的先人逐渐由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过渡到在多种玉材中经长期的、反复的筛选，终于选择出了一种主要的、与众不同的、来自万里之外的玉材，这就是和阗昆山之玉。这正如苍穹中众星拱围北斗那样，和阗昆山之玉已成为众玉之魁。只有确认上述历代玉材的筛选经过及用玉的几度重大变化，才可客观地、正确地进行古玉研究。
    孔子等先哲以玉比德及东汉许慎拟定玉字的两层含义，必然导致对玉的评判也提出了一条新的原则，这就是“首德次符”。我国科学地质界先驱章鸿钊云：“古人辨玉，首德而次符。”其德，即指管子云“玉有九德”、聘义云“君子比德于玉”及《说文解字》曰“玉，石之美，有五德”之德。符，即指玉之“色”。章鸿钊坚定地主张在品评玉材时“心执是（按：即“首德次符”）以为衡”。也就是必须以“首德次符”为标准（衡）来权衡玉，丽绝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今天如何对待“首德次符”，是涉及如何评价我国古玉材以及我国玉器史的权衡准则问题。我以为对“首德次符”的标准要持客观的、恰当的科学态度。我们要承认“首德次符”是我国文化史和玉器史上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它的形成、推广、普及应用的过程。已如前述，玉有九德，君子比德于玉的观念的形成均不早于春秋初年，但是否可以上溯到西周，也是值得斟酌的。玉之有德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它的高潮阶段，从秦、汉以后逐渐缩小其影响，至清代其实际影响已变得甚为微弱了。而“玉，石之美”的观点却慢慢地占据上风，尤其在收藏家、古玉爱好者之间都较多地看重美的标准，以定取舍。如果将视线转向远古，情况则完全不同。如旧石器时代，人们出于实用目的，找到包括玉材在内的可用石料打制工具；到了新石器时代，一部分或大部分玉器脱离生产功能，被应用于祭祀、军旅、权力、血缘等社会生活领域中，当时尽管已有了最起码的道德规范来统御整个部落、部落联合体或方圆数百里、上千里的松散社会，但这种原始的道德规范是否已渗透到玉中尚无实物可证。
    到了夏、商时代，玉器的社会功能略有扩大，其侧重点也有了变化，但其道德规范与玉器的联系仍无迹可寻，故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玉器不宜用“首德次符”的标准加以衡量。所以，对古代玉器的认识应从社会历史的具体情况出发，从其政治、经济、文化的总趋势以及玉器本身的具体条件中，抽绎出与之相适应的原则和标准去衡量玉材的优劣多寡及其在玉业所占的具体地位。这也是本书的编辑原则和遴选玉器的标准。倘若一律以“首德次符”的原则衡量之，则不可能正确地评价从原始社会至清代玉器（包括用和阗玉在内的各地出产的玉材琢制的玉器）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在我国众多玉材中，唯有和阗玉有美与德的双重价值，堪称各地方玉中的精粹、众玉之魁，终于登上了“真玉”的宝座。
   关于“真玉”、“非真玉”的探讨，可能由来已久，但见诸文献则很晚了。如《墨庄漫录》载：李淳风论辨真玉云：“其色温润，如肥物所染，敲之其声清引，若金磬之余响，绝而复起，残声远沉，徐徐方尽，此真玉也。”玉既有真则必有伪，似玉非玉的美石或彩石也混杂于玉材之中。李淳风辨玉的标准是色、声两点，可惜他未明指何处所产之玉是真玉。又据《拾遗记》载：石季伦爱婢翔风妙别玉声，悉知其产地，“言西方、北方玉声沉重，而性温润，佩服者益人性灵；东方、南方玉声轻洁。而性清凉，佩服者利人精神”。章鸿钊认为：“其言玉声轻洁者，明东南方非产真玉也。”所谓西方之玉则应是昆山之玉，其“玉声沉重而性温润”，这正合乎我们长期观察摩挲和阗玉所得的印象和感觉，毋庸置疑应是真玉。而东方、南方之玉出土于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龙山、青莲冈、马家浜、崧泽、河姆渡、良渚等诸原始文化分布区域，所出玉器大多是用硅质岩、石英、透闪石、阳起石等玉材制成，尤其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透闪石玉器、阳起石玉器确与温润而泽、声响沉重的和阗玉不同，其性清凉，其声轻洁，确是“非真玉”。至于用矿物学方法检验而得出与和阗玉同属一族，则另当别论。这是因为我国古玉材已是文化现象和观念形态上的玉，而不是指纯自然形态的或纯矿物学上的玉，这也是我国玉文化的核心，不能背离。这一点必须明确，否则即无法理解我国玉材的一切内涵，尤其更难以正确地认识和阗玉的价值观之真谛了。
   如上已述，从和阗玉东进，贡人殷王室之后，妇好墓出土的和阗玉玉器在其全部殉玉中占有主流地位，自彼时迄清为止共3000余年间，和阗玉玉器在历朝帝王玉器中均占据着绝对的伏势地位。在我国传统的玉材观上，既要承认古今玉材的多样性、复杂性，又要肯定其中的和阗玉方是“真玉”，是众玉之魁和玉之精英的观念，绝对不可将和阗玉玉器与诸地方玉玉器混同走来不加区别，尤须将以地方玉玉器为主流的时代(原始社会)和以和阗玉玉器占主流地位的时代加以区别。认识了这两个时代的玉观念、玉器工艺及其艺术上的差别与距离，才能掌握我国玉文化、古代玉器发展史的关键及其基本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