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在祀及戎。中国青铜器，作为国家重器的象征，在漫长的历史舞台上，始终以恢宏沉稳的姿态而又神秘诡异的色彩，承载着亘古绵长的威严和神圣，浸透着华夏文明韵味悠长的文化底蕴。
外观呈青灰色的青铜制品，是红铜与锡和铅的合金，具有熔点低、硬度高，延展性强、易于铸造的特性。中国青铜器数量众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杂。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
中国青铜器文化有着其独特的内涵，一般通过造型，纹饰和铭文得以表现和加强。代表着那个时期最先进的金属冶炼和铸造技术的青铜工艺，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在古代中国的王权统治体系中，青铜器既是沟通人神关系的宗教祭器，又是政治权利的象征和社会地位的标志。这一特点，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青铜器文化。
一般来说，中国青铜器时代开始于夏代，发展至鼎盛的商朝和东西周，俗称三代，延续了近两千年。夏代铜器种类很少，主要以小件的工具和兵器为主。从历史的角度看，夏代贵族墓中出现的礼器和兵器，已经奠定了中国青铜器的主流构架模式。
商代是中国青铜器铸造工艺发展的核心时期，掀开了青铜时代波澜壮阔、光彩夺目的一页。早期的青铜器多在其都邑郑州出土，相比夏代，铜器种类及器形日趋增多，出现了诸如饪食器具类的鼎，兵器类的戈等，工艺亦随生产数量的增加而得以发展。商中期的青铜器在冶炼、铸造技艺和艺术表现上达到了高度成熟的水准，充分地发挥青铜材料在工艺上的特点。器物品种已很丰富，礼器种类增多；器物纹饰主体多为最常见的，以动物和神怪为主题的兽面纹，亦称饕餮纹，有着浓郁的神秘色彩。青铜铭文也开始出现，当时仅为一二字，以记载作器者之名而已，正合乎“铭者，自名也”的古义。商晚期铜器纹饰较之中期内容和种类更为丰富，兽面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更为精细的装饰性花纹，形成了古代装饰艺术的典范。
青铜工艺从商晚期发展至西周中期，达到了辉煌鼎盛。器物百态千姿造型雄奇，胎壁厚重，风格浑厚凝重，令人叹为观止。例如，出现在晚商时期的，公认是迄今为止最大最重的司母戊方鼎，乃商王为祭祀其母所铸，高度
鼎，原是用以烹饪和盛贮肉类，已成为青铜器最重要的代表器种，也是最常见最神秘的礼器。圆鼎为三足，方鼎四足而立；一言九鼎，九鼎至尊，问鼎中原等广为流传的成语，更证实了庄重宏伟、雄奇精致的青铜器已由单纯的实用器物，转而携带了象征国家权力和威严的神秘信息。
青铜器艺术所具有的强烈感情因素主要来自其特有的装饰纹样，或华丽庄重，或激昂悲壮，甚至是诡异怪诞。与商代前期的青铜器物花纹多为带状，花纹间谐调关系并不十分明显相比，商代后期的铜器，其纹饰则更为繁缛富丽。此时期的三羊弦纹尊，颇具代表。此尊为大口广肩型，厚唇外折，颈饰三道凸弦纹。肩铸三只高浮雕式的卷角羊头，间以回形纹为地的目形纹饰。腹部肥硕，纹饰更为华贵，在回纹地上有三组兽面纹，以夸张的手法突出了兽面上最能传神的眼睛，增加了肃穆庄重的气氛。圈足较高，上边有两条凸弦纹，中间有三个等距离的较大圆形孔，这是商代铜器的典型特征之一，圈足的下部在回纹地上饰有六组兽面纹。纹饰从其颈部开始，肩上、尊腹和足面彼此呼应，联系贯穿，多种复杂的花纹，被综合成一体。全器图案布局错综复杂，繁而不乱。该尊高
青铜冶炼与铸造技术水平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已达到了巅峰。由商至周，朝代的更替并没有取代统治阶级利用礼器进行思想统治的思维方式。西周青铜器的造型基本沿袭于商，纹饰的目的还是为了增强器物的神秘性，加强其作为礼器的神圣地位。后期出现的一些图案内容的变化，如兽面图案的逐渐减少，主要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对以往难以征服的凶猛动物不再畏惧，更不再做为崇拜的对象。反而是自然界的一些存在，比如波涛汹涌瞬息万变的大海，在那个时代，对人类而言还是不被认识和理解的，充满神秘和恐惧感。因此虢国墓地青铜器上的波曲纹，就应该是大海波浪的一种表现和演化。
这一时期的纹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出现了主次的应用和配合。做为主体的纹饰，特点明显，位置显著，且面积较大。
此期间，青铜器的铭文也逐渐加长。从开始的仅为几个字,大都是族徽图像、人名或父祖名，进而出现了几百字的长篇。此间的代表作为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馆的西周重器“毛公鼎”，其刻于腹内的铭文，上自鼎口沿，下至腹底，计有32行、共499字,洋洋大观地记述了周宣王诰诫，已然是一篇完整的册命，精妙而完整，古奥艰深，是西周散文的代表作。堪称皇皇钜制，“抵得一篇尚书”。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该器是现存青铜器铭文字数最多最长的国之重宝，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通常来说，古人取青铜器及其牢固之特质，所刻铭文可以流传不朽，故寄望世代相传之事必铸刻于器物之上。直至今日，铭文已成为古史的重要资料。青铜器铭文内容可大略分为四类，一为记作器祭祀或纪念其先祖；再者记王之册命、训诫、赏赐。或纪录战争大事；亦可记录田地纠纷及疆界之事。据统计，中国青铜器，有铭文的器物近万件。对铭文的进一步研究，起到证史补史的作用，为青铜文化乃至整个华夏文明的探索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东周铸有铭文的铜器转而减少，铭文一般都很简短。此时，铭文的书史性质日趋衰落，逐渐变为艺术性的装饰。
诸侯争霸百家齐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列强不断推陈出新。从春秋中期开始，无论是器物造型，纹饰装点还是铭文字体，乃至制作工艺方面，都出现了崭新的因素，推动了中国青铜文化的再次繁荣，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出土于湖北随县的曾侯乙墓和河北平顶山中山王陵的铜器，均可谓中国青铜史上，惊世骇俗，横空而出而又空前绝后的奇葩。
此时，青铜器上的纹饰已由过去的平雕花纹发展到浮雕式，甚至出现了立体镂空的装饰；流行的错金铭文和镶嵌，更使器物整体呈现出富丽堂皇的外在观感。
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晚期的越王勾践剑，剑身满饰黑色的菱形花纹，刻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二行八字鸟篆铭文。这把青铜宝剑穿越了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重见天日之时，剑身丝毫不见锈斑，保存完好刃薄而锋利，寒光闪闪，直逼人心魄。20多层厚的复印纸，挥剑便可从中一划而全破，无愧于“天下第一剑”的美誉。
中国青铜器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发展和辉煌，终于因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不可避免的社会变革因素，走到了史上所称的战国末年到秦汉之末的转变时期。中央集权的建立和大国一统的出现，郡县制代替了封侯割据，社会各领域观念和体制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严格的礼仪制度逐渐土崩瓦解，青铜器的功用更加贴近现实的日常工具，其社会地位不断下降。冶铁业的出现，铁器的推广使用，更使铜制工具越来越少。时代的变迁，最终促成高水平的青铜冶铸业完成其历史所赋予的辉煌使命。
到了东汉末年，漆器、瓷器亦大量出现并广泛流行。之后发现的青铜器物除了铜镜外，几乎已无其他发展。真恍若，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离树。
然而，中国青铜器毕竟历经了两千多年的发展，仍有一些令人赞叹称奇的作品不时出现在文明的舞台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陕西临潼始皇陵里的两辆铜车马，均为青铜器铸件构成，大小合乎实际物体的比例，构成极其精巧，是迄今发现的形制巨大，结构最为复杂的青铜器。
一件件精美而雄浑的青铜器物，静默在历史沧海桑田的背景转换之中，传递着几千年来中华文化渊源流长的厚重气息，更蕴藏了无数尚未揭示的远古时代的秘密，仍时刻提醒着我们，青铜器文化是中国文明史，以至世界文明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笔浓墨重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