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宝昌：复议宋官窑青瓷

 　文献记载宋代有汴京、修内司、郊坛下三处官窑，由于北宋晚期有诏令汝州造青窑器之记且宫内大量使用汝瓷，遂有汝官窑之说。近年来在考古工作中已发现了汝窑、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三处窑址，极大地丰富了研究两宋官窑的材料。且有人把新发现的汝州张公巷青瓷窑址和北宋官窑联系起来。本文不仅是作者对考古所发现新材料的思考，也是对近年有关两宋官窑研究的综述。
　　浙江省杭州市凤凰山麓万松岭老虎洞南宋官窑窑址，自1998至2001年，先后经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数次发掘，发现并清理了一些作坊、窑炉遗址，出土了许多各类窑具，生烧瓷片和破损的残器标本(图一、图二)。其品种丰富釉色不一，有粉青、淡青、灰青等诸色，器物造型更为多样，大器与小品不等，如大壶、双环耳壶都很少见，炉有各式筒炉、双耳三足炉，鬲式炉、鼎炉及双层相套的镂孔熏炉等，另有方琮、温器和葵瓣盏托及各式瓶类：均造型优美，独特新颖，极大的丰富了官窑作品的内涵，其烧造工艺有支钉、垫圈与垫饼烧；圉足露胎或宽或窄，胎体呈紫褐色；釉面肥腴温润，所呈的自然斜切纹路的冰裂片纹，十分美观，若将其他各种类型青釉开片瓷与之相比，无一可出其右。它与北京原明清皇宫遗留物(图三)，和传世宋官窑名品(图四)完全一致；也与不久前杭州市卷烟厂的出土废积物相近但有别于l936、1956及1986年在其他地址发现的“官窑”品类，将此次发掘的老虎洞出土的官窑瓷实物与文献等相印证，其名定位应可肯定，即《坦斋笔衡》所记载的北宋朝廷南渡后，在临安(今杭州)所建的专贡朝廷的南宋修内司官窑。
   对老虎洞南宋修内司官窑的这次科学发掘，是在原貌未被搅乱的情况下开始进行的，所以遗址的标本无所遗漏，这也可谓一大幸事。这是杭州市考古工作者为中国古陶瓷考古做的巨大贡献。而不久前，杭州市卷烟厂宋官窑堆积品被哄抢和走私，从而使这一处珍贵遗迹及诸多遗物散失殆尽，如石沉大海无从寻觅，无从稽考，则令人扼腕叹息，成为文物工作者全方位研究南宋官窑永远难以弥补的千古之憾。
   老虎洞南宋修内司官窑发掘品的分期，现在是据地层关系而确定，当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也不可绝对化，其确切的分期应更广泛更深入地研究与探讨，依据也应更加充分与全面；结论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应立足于“修书好古，实事求是”，笔者赞成现阶段暂且将发掘品大致分成早中晚三期。这样，可为再进一步细致分类留下商榷的余地。目前有一部分归于元代的遗物，以支烧工具上的八思巴文、凸虎纹与“元”字为依据，但他们以何类器物来相互印证，尚需进一步材料来确认，就如其中的“元”字，是否有可能是千字文中的“元亨利贞”之“元”？因其他窑口有此先例，本次发掘品中还有一些以色料在底部釉下写“宝用”二字的残器，也应是重大发现之一，传世品中所存的完整之器，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其文字的真正含意尚在探索之中：书写用的原料，更应进一步测试：这些都是下一步极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与工作。
   此外，宋官窑与汝窑，南宋官窑与北宋官窑的关系，也是陶瓷界同仁长久以来关注的问题。北宋朝廷南渡之后，在临安建修内司官窑烧造青瓷，肯定借鉴了北方的窑艺技术并受其影响。老虎洞窑址发掘品及前时杭州卷烟厂出土物均充分证明了这一历史事实。其一些器物的釉色，造型和器足的处理，支烧与垫烧工艺等明显源于汝窑，诸如三足奁、洗、盘、凸莲瓣熏炉(图五)等；当然也不排除当时的特定技术与时尚。
   北宋汝窑窑址，笔者认为不应就是已发现的宝丰与临汝两地，应该还有其他地方：而北宋官窑的遗址是在上述之地，抑或另有别处？迄止目前，历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北宋官窑真面目也还是未解之谜。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待新的发现与发掘及科技测试方法的改进。
   20世纪初就有部分河南人与北京人关注北宋官窑。当时的注意点在河南省开封自有其历史原因，是时，发掘宋汝窑和官窑的不乏其人，但真正知情者也十分有限，当时军阀混战，文物盗挖不受干预，任其自便；故爱好文物者和古董商分别进行，都有收获，如1995年上海博物馆举办的《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论坛会》，其展出的馆藏资料青釉瓷片(图六)中有三片是自得上海古董界三十年代名人叶氏兄弟之手。叶月轩与叶叔重是昆仲，同为法国巴黎吴卢公司吴启周的外甥：曾先后受命做该公司的事务，所做之事均为大手笔，二人与开封商家多有来往，这三片瓷为叶氏兄弟所有，得之于开封一家较大的古董店，除他们外，当时其他人手上亦有此类瓷片，当时就都认为是宋汝窑瓷片，解放后，陈万里先生也曾得到同样类型的青瓷片，2001年，河南省临汝市张公巷窑址出土物中发现了与上述青釉瓷片完全相同的标本(图七、图八)，由此为研究北宋汝窑、北宋官窑提供了新的信息与内容。
   以下再谈谈有关“官哥不分”之说与“哥哥洞窑”的问题，万松岭老虎洞窑址旁，临山而下的沟壑中积淤的泥土，已历时年久，经遇大水冲刷，出现许多古老的残器与破片。它们与老虎洞窑址主体，发掘品不完全相同，其中一部分小品与残器，就是以往陶瓷界称谓的“官哥不分”的一类。这些偶然的发现，令人费解，亦令人兴奋，它们究竟是这一窑址的产品，抑或另有出处？难怪有人说，难以破解的哥窑露出了端倪；亦有人说，老虎洞不是修内司官窑，而是哥窑：孰是孰非，一时难下结论。
   哥窑亦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最早见于明初《宣德鼎彝谱》的记载；近代海内外学者多有异说，将孔齐《静斋至正直记》一书中所述的“哥哥洞窑”与之联系在一起，进而对原宫廷藏品、传世品与窖藏及其他墓藏出土等哥窑器的断代，由原定的“宋代”，更改为“元代”或“明代”，笔者对上述观点尚难苟同。
   据笔者观察，元、明时期的景德镇所仿烧的哥釉瓷，实在是与宋哥窑瓷相差甚远，笔者认为，可否认真研究—下当地方言的真正内涵？如“老虎洞”与“哥哥洞”之“洞”字的含意，杭州凤凰山万松岭既然有地处老虎洞的官窑，那么附近是否可能也曾会有地处哥哥洞的哥窑呢？此地周围的地名中，历史上是否有称之为“哥哥洞”的地方？或者“老虎洞”之名在历史上曾有异称？所谓“官哥不分”一类实物的出现，为我们的宋瓷研究拓宽了思路与领域。
   以下再谈谈科技测试、分析的结论问题。杭州凤凰山万松岭老虎洞窑址附近，雨水山洪自山中沟壑中冲刷出的类似“官哥不分”传世哥窑的残器与碎片，于今请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李家治老先生做了测试：结论认为，这一标本为杭州万松岭地区所产，李先生并由此提起当年初次化验故宫的传世宋哥窑标本，或许就是与此相同的品类，此处李先生所指之事，即为l964年，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周仁先生为当时故宫博物院提供的传世哥窑标本做过的测试。根据当时数据所做的测试结论，认为该哥窑标本的产地，不应在我国的最南方，应在江西境内，尤与景德镇的碎器窑产品接近。事隔年久，同类瓷片标本再未重新做过第二次测试与化验。但笔者几次三番在江西省吉安窑与景德镇窑址考察，均未发现与之相同的标本。测试的标本仅此一例，成为孤证。笔者认为，几十年来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不断进步，现在理应再次找出当年测试的标本或同类器，用各种可能利用的仪器与方法，进一步取得各种数据，去伪存真，以求得出更为贴切实际的结论。
   如今，明初《宣德鼎彝谱》所记载的宋代五大名窑，除柴窑面目十分渺茫，哥窑与北宋管窑尚在寻觅外；其中之定窑早已明确在河北省曲阳县；为北宋“花石纲”陈设而置烧的钧窑也早在1974年于河南省禹县八卦洞与钧台发现窑址：汝窑也在河南省宝丰与临汝先后发现。现今，几经寻觅与发掘，南宋官窑之谜在杭州市凤凰山万松岭老虎洞窑址被破解，可谓是揭示了几个世纪渴求寻觅宝藏之谜。这一极为重要的发现，客观地证实了历史真相，为世人留下了最为珍贵的科学资料，其窑址作为2002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可谓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