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在黑龙江博物馆里我们能感受到华夏文明的璀璨光辉，以及历史长河中华夏先民的历历足迹。华夏文明是一个多元的文明，但最能代表华夏文明的就是新石器时代出现的玉文化。中国有很多玉文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等等，但是这些文明都不是中国发现最早的玉文化。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玉文化是在黑龙江省的三江平原，发现的中国境内最早的玉器文化——小南山文化，考证时间远在九千年前。从发掘地点和考古年代来看，中国的玉器文化明显经历了从北向南传播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华夏文明最重要的玉文明，竟然起源于北大荒。小南山位于双鸭山市饶河县，这里属于黑龙江东部的三江平原，位于乌苏里江岸边，著名的珍宝岛就在附近。小南山文化遗址，发现于1958年。经过1971年的试掘直到1991年和2015年的正式挖掘，共发掘面积1000余平方米，发现墓葬40余座，房址1座，出土石斧、箭杆整形器、刮削器等石器文物标本1000多件，出土陶罐、陶杯、陶钵等陶器文物标本700多件。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小南山出土了玉器800多件，而小南山遗址发现的早期遗存经碳十四测年在距今9000年左右。从出土石器等文物来看，小南山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黑龙江下游的奥西波夫卡文化。小南山玉器包括了匕形玉佩、觿形玉佩(弯条形器)、玉管、玉珠、玉璧、玉环，甚至还有玉锛和玉斧。其中，玉石做的玉环和玉璧，是最令人惊叹的。要知道，这都是八九千年前制作的，人类才刚刚进入新石器时代，才学会磨制石器。而小南山的这些玉环和玉璧，不仅磨制得很好，而且还穿了孔，做成圆环状，有着很高的制作难度。小南山的发现，再次改写了我们中国玉文明的发展史。在这里发现的每一件玉器，几乎都是中国最早的，特别是玉璧，发现的意义非常重大。玉璧是中国古代礼器中的六器之首，专门用于祭天。其他六器包括玉琮、玉圭、玉琥、玉璋、玉璜。这六种礼器，分别用于祭祀天、地和东西南北四方。成语完璧归赵、价值连城，还有俗语“有眼不识荆山玉”，说的都是玉璧。当年，秦王用十五座城池向赵国交换一个玉璧，都没有成功，可见玉璧价值的珍贵。为什么中国最早的玉石文化会出现在北大荒呢？首先是推测就是地理成因。小南山位于三江平原地区。这是三江”指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此三条大江浩浩荡荡汇流于此，冲积形成了这块平整的沃土。三江平原水资源丰富，河湖密布。其西南部是中国最大的沼泽分布区，而原始人类在这里生存有了先天的物质基础。首先丰富的水资源可以为人们提供良好的饮用水。其次河流和湖泊中的丰富鱼类和贝类也为人们提供了稳定安全的食物来源。因为从河流中获取蛋白质的风险要远低于原始的狩猎活动。更重要的是平原地区远离高大的森林。当时危害人们的肉食性动物如老虎，豹子，熊等在平原地带的生存数量很少。也为古人类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生存环境。我们知道，新石器时代的特征，就是人类学会了磨制石器，不再用简单的敲敲打打方式制作原始石器。而最早开始磨制石器正是因为捕鱼的需要。目前见到很多原始玉器都和捕鱼工具有关联。如玉珠，玉璧，最早很可能是作为网坠使用的。C型器或者章型器可能是缠绕绳索的工具。这些玉器的原材料都是来源于江河冲刷下来的透闪石为主。透闪石硬度在6～6.5度左右，且韧性很好。便于加工不易破碎。在人们打磨石头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透闪石这种石头，经过磨制后会变得非常漂亮和细腻。这样早期玉器雏形就诞生了。黑龙江博物馆藏有数件小南山玉器。虽然这些原始玉器表面没有细工，但是大体形制规整。打磨精细。有些玉器是有明显线切割痕迹。说明当时黑龙江人已经完全掌握了使用解玉沙的方法。从而为玉器加工奠定了技术基础。自小南山文化之后黑龙江又在尚志市亚布力遗址出土了一枚三联玉璧，尚志市亚布力遗址为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5000～6000年。此枚三连玉壁通长9.4、最宽5厘米，形体似三个玉璧串联而成。璧孔均呈椭圆形，内外皆有刃，两面加工，是一种佩饰。玉质也同为河磨料的透闪石。同类器型在红山文化中也有发现。此玉壁造型奇特，加工精细，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从实用转向装饰的重要变化。此件玉壁可以说是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标志玉文化从北向南迁徙的重要物证。
很可惜的是由于环境特性以及文化迁徙黑龙江的文化出现了严重的断层现象，目前在黑龙江发现的夏、商、周、春秋、秦、汉等时期的文化遗存普遍规模较小，很难形成代表性。此时的黑龙江仿佛是被时间所遗忘。直到公元698年黑龙江出现了一个足可以和中原王朝抗衡的渤海国。渤海国（698年～926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由靺鞨粟末部联合其他靺鞨诸部和部分高句丽部所建。其范围相当于今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东北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部分。698年，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在东牟山（一说今吉林敦化西南城子山山城，一说今吉林延吉东南城子山山城或和龙西古城），称“震国王”（一作“振”），建立政权。渤海都城初驻旧国（即东牟山一带），742年迁至中京显德府（今吉林和龙），755年迁至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县），785年再迁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珲春市），794年复迁上京龙泉府。渤海按唐制建立政治、经济制度，全盛时辖境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其文化深受唐朝文化影响，713年，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并加授忽汗州都督，始以“渤海”为号。762年，唐朝诏令将渤海升格为国。926年，渤海为契丹所灭。黑龙江博物馆藏有一枚渤海国天门军之印。天门军之印于1960年4月在黑龙江省宁安县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内出土。原收藏于渤海文化馆，1963年8月11日调归黑龙江省博物馆。该印为青铜质，铜片镶成，印纽扁平，中穿一圆孔，呈桥状 。通高4.3厘米、边长5.25厘米×5.3厘米、厚1.4厘米、柄高2.9厘米。印面略呈正方形，印文为汉字篆刻“天门军之印”；印背楷书“天门军之印”，印文笔画细挺有力，圆润活泼。印文凸起，笔画之间形成0.9厘米的沟槽。历史文献对唐朝职官制度有较为详细的记述，但不见天门军之设。辽金两朝亦无天门军之制，历年出土的辽金铜印亦无此种形制。渤海国仿唐制建立了一整套政治、军事制度。《旧唐书·文宗本纪》记载：“大和六年十二月，内养王宗禹渤海使回，言渤海置左右神策军，左右三军一百二十司，画图以进。”虽然此处将渤海建置与唐中央政府的神策军相混淆，但至少表明渤海设有同类的禁兵组织。天门军印出自上京渤海国皇城内，可作为研究渤海设有与唐朝中央禁军类似的军事组织的重要线索，是国内现存唯一的一方渤海印，虽然官印不属于艺术品，但是当时的青铜铸造工艺以及文字的选用，雕刻的手法足矣充分展现北方手工艺制造的高超水平。同样重要的金属艺术品黑龙江博物馆还藏有一座金代早期青铜坐龙。龙是华夏先民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动物形象，自八千年前红山文化中就有龙的图案出现，其形象便因不同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思想文化及审美意识的影响，不断变化与完善着。到唐宋时期，龙的形象中凤眼、鹿角、蛇身、兽肢、鹰爪及流畅的体型基本确定下来，而广为后世效仿保留至今。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北方民族女真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了威震一时的大金国，受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龙，也成为金代帝王喜爱的王权象征之物。这件珍贵的铜坐龙是金代早中期皇室的御用器物，于1956年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白城金上京会宁府遗址出土。铜龙为黄铜质铸造而成，它集龙、麒麟、狮、犬形象和特点于一身，设计构想及雕塑水平高超。龙呈蹲坐式，龙首微扬，张口似吟啸，肩微前弓，前左腿翘起，其爪飞踏瑞云，瑞云与后腿相连，前右腿略向前方直立，爪与地面相连，龙尾上翅向外卷曲，龙首、肩部和四肢饰有卷鬣，威武雄姿，亦动亦静，浩气凛然。在龙的前右腿、尾部及瑞云处有以双向分开的扁锭残迹，当时与它物相连接固定而铸。可谓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据《金史·舆服》载：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十二月规定，将金辂“轼上坐龙改为风”，知金辂上曾饰坐龙；又据“大辇……顶轮施耀叶，中有银莲花、坐龙”记载，可见大辇顶轮上也饰有坐龙。有人认为：此坐龙与熙宗天眷三年（1140年）“巡幸析津（今北京），如乘金辂”和世宗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巡幸上京所乘大辇上的装饰有关。铜坐龙堪称金源文化的代表，是中华民族多民族、多地域、多文明的一种文化的融合和发展。这尊金代铜坐龙是黑龙江省省内最具分量的国宝级文物，现被列入国家一级文物。也是中国北方龙形象的最好代表。作为皇家用器可以说是采用了当时最高工艺水平。同时期民间金属实用器也不乏佼佼者。1975年从中国黑龙江省绥棱县境内的一座金代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一枚，金代山水人物故事镜。此镜是我国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金代铜镜，镜面光亮，呈银白色，球状钮，做工十分精致。镜背图案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是一幅以山水画为背景的人物故事画面，在山脚下以为头戴席帽，身穿布袄的农夫手持锄头正在田间耕作，画面左侧是枝叶茂盛的大树，树下是两位身着长袍的官员正指着土地说着什么，这一图案表现的是中国金代官员参加春耕时的场景。据史书记载，每年的正月元日，皇帝都会与众位大臣拿着农具到田间耕作，象征新的一年从农事开始，皇帝亲自下地耕作，各级官员更是不敢懈怠，他们与农民一起在田间劳作，铜镜上的图案表现的正是官员们春耕的图景，它还表达了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寓意。铜镜背面下半部分的图案为一对雌雄鲤鱼正在河水中相互追逐、嬉戏，他们张嘴鼓腮，展鳍摆尾，掀起朵朵浪花。正面铜镜采用写实与夸张相结合的艺术手法，构图虽然复杂，但布局合理，工艺精湛，堪称中国金代铜镜的佳作。 这面山水人物故事纹铜镜是女真贵族曾经使用过的一件器物，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铜镜出土时没有锈蚀，而且保存完好，这在考古发现的中国古代铜镜里十分罕见，是不可多得的出土实物珍品。众所周知纤维质地文物保存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黑龙江省博物馆藏有一卷《蚕织图》卷轴，为绢本、线描、淡彩。全长1100厘米，画心横518厘米、纵27.5厘米，跋横460厘米、纵28.7厘米，绘制时代为南宋。作者楼璹(1089～1162)，字寿玉，一字国器，卒于1162年，73岁，官至右朝仪大夫，初佐婺州幕，后任於潜令，他的耕织图，就是在任於潜县令内绘制的，由近臣推荐给宋高宗，根据传记上的时间推算，他献图应是在高宗奠都杭州前不久。据《鄞县志》楼璹传记载：“楼璹除於潜县，笃意民事，为耕织二图。耕自浸种至入仓，凡二十一事，织自浴蚕至剪帛，凡廿四事。事为之图，系以五言诗各一章，章八句”。宋高宗即位临安(今浙江杭州)后，为巩固政权，即下重农桑之诏，楼璹进献的《耕织图》，很得宋高宗赏识和喜爱。曾藏诸御府，其后又命翰林图画院摹绘此图。《宋史·艺文志四》记载：“楼璹耕织图一卷，高宗阅后，即令嘉奖，并敕翰林画院摹之。”清代乾隆年间，楼璹的耕织图还藏在清宫，乾隆时的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记载：“宋於潜令楼璹作《耕织图》以献思陵，每图各系五言八句诗。余在内廷，得见其真迹，诗皆小楷书。”此卷所绘内容，是江浙一带的蚕织户自“腊月浴蚕”开始，纺织至“下机入箱”为止的养蚕、织帛生产过程。此卷无题诗、无款、人物线描风格也不尽相同，再据跋语所记，可以确定为当时翰林图画院的摹本，图下所注小字为宋高宗吴皇后所书，皇后奖励蚕织，以示仪范天下。吴皇后，《宋史》有传，并见于《四朝闻见录》等书，是宋高宗的继配，她博学经史，善于书翰，其书绝似宋高宗。长卷由24个场景组成：腊月浴蚕；清明日暖种；摘叶、体喂；谷雨前第一眠；第二眠；第三眠；暖蚕；大眠；忙采叶；眠起喂大叶；拾巧上山；箔簇装山；㶸茧；下茧、约茧；剥茧；称茧、盐茧瓮藏；生缫；蚕蛾出种；谢神供丝；络垛、纺绩；经靷、籰子；挽花；做纬、织作；下机、入箱。长卷第一段是“浴蚕”，能起选种和消毒作用。“㶸茧”是在成蚕吐丝做茧期间，人工在蚕室内加温，并调节湿度，画面上是立满簇山的蚕宝宝，地中间放着炭火盆，一老者蹲在火盆旁，续碳调火，旁有水盆，用来调节湿度，画中都高脚灯台，表明需要日夜精心护理。“盐茧瓮藏”，是蓄茧的科学技术措施之一，画面上三口大瓮，两口已经用泥封好，一口敞开待装茧放盐，画中三男子，一人在桌前收茧，一人在称茧，一人在和泥，远处桌上有装盐的碗。这一蓄茧技术，在我国最早见于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用盐杀茧，易缫而丝韧。”徐光启《农政全书》中《蚕书》记载：“凡浥茧，列埋大瓮地上，瓮中先铺竹，次以大桐叶覆之，乃铺茧一重，以十斤为率，掺盐二两，上又以桐叶平铺。以此重重隔之，以至满瓮，然后密盖，以泥封之。这样可使蚕丝明亮柔韧，卷上只画了三人操作，却把瓮藏方法表现的简单明了。画卷前半部由“腊月浴蚕”到“盐茧瓮藏”，画的是养蚕过程，后半部所画除“蚕蛾出种”和“谢神供丝”两段外，其余七段画的是缫丝织帛的过程。画面前半部注写的比较详细，在画面上难以表现的，如清明日暖种，幼蚕至成蚕每眠所需时间、所应节气、色泽变化，如何切叶喂养，如何拾巧上山等，都配合画面，用小楷标出内容并加注解。后半部所画的纺织过程，包括纺织机具和技术，画的比较详细，但注解比较简单，只有标题而无说明。所绘生缫、络垛、经靷、挽花、做纬等缫丝用具，织帛机具和操作技术，后世虽有改进，其原理相近。特别是“挽花”一段中的机具，画上的挽花部分所绘提花机，有高起花楼，提花工正在忙于挽提经线，织机中间托有衢盘(目板)，下面垂吊衢脚(铅锤)，上有两老鸦翅(提刀)，并有卷布轴等等。整个结构相当复杂。提花机自商周以来虽有古文献记载，但对花机的机件结构都记录不详，更难得图像记载，我馆《蚕织图》上第一次详细绘出提花机的机体、结构和操作方法，比《天工开物》、《农政全书》所记载提花机早400余年。长卷的布局，以一长廊式的长屋贯穿画卷始终，以所绘蚕织24事为尾。长屋用简明的界笔画出屋瓦、斗栱、梁柱、窗牖，以长廊式为背景，结构简单重复，易有呆板枯燥之感，画家在摘叶、大眠、约茧、瓮藏等场面的长屋外部，缀以忙碌的人物，消除呆板枯燥的感觉。画家又将长屋中部断开，画入“忙采叶”的场面，使人在展卷观赏时，破除了大长廊从头至尾给人的单调之感。全卷共绘74人，形神兼备，对比鲜明。妇女41人，中老年男子23人，少年3人，少女5人，婴儿两人。在中老年男子中除“谢神供丝”一节，有一头带东坡巾、身穿绿袍者外，其他22人皆头上裹着低短的黑色巾子，这是《宋史·舆服志》上所记载限制庶民幞头、巾子尺寸的反映。中青年和老年妇女除“谢神供丝”中有一披粉帛者外，其她40人都不披帛，但服装花色多种多样，不尽相同，服饰均为宋装。在缫丝织帛部分画面中，有一粉衣蓝裙束腰的女子，曾出现于“生缫”、“挽花”和“织作”等操作中，此女应该是有专门技术的女工。在“忙采叶”中，一中年男子，袒露左臂，自肩至腕刺一青色蟠龙图案，反映出当时宋代江浙一带尚有谢神、纹身的社会风俗习惯。此卷包首是宋代鸟兽繁华地缂丝，引首与前隔水骑缝钤“蕉林书屋”印。前隔水钤“长宜子孙”和“孙承泽印”。前隔水与画心骑缝上有一印不识，下钤“清河私印”，又下一印不识。画首钤有“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御书房鉴藏宝”，画尾钤有“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蕉林梁氏书画之印”，画尾与后隔水上部压押缝章不清，中钤“乾隆鉴赏”“宣统鉴赏”“无逸斋精鉴玺”，下有押缝章两个，不清。后隔水钤有“蕉林鉴定”“北海孙氏珍藏书画印”，后隔水与卷尾押缝章有“棠邨”、“蕉林居士”二印。另在卷尾三个接缝处也钤有“棠邨”、“蕉林居士”印。
卷尾有元代郑子有、鲜于枢、明代宋濂、刘崧、清代乾隆帝、孙承泽等九家跋语。此卷先后收藏于元代余小谷，明代吴某家，清为梁清标、孙承泽。乾隆时入内府，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故宫已佚书画目》。20世纪30年代，该画卷由爱信觉罗·溥仪携至东北。1945年后散落民间，1947年大庆市民冯义信购得，1983年他将此画捐献给黑龙江省博物馆收藏。《蚕织图》长卷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瑰宝，1983年7月，经故宫博物院著名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刘九庵、王以坤等鉴定，称“此卷为文物一级甲品之最，视国宝而无愧，垂青史而不逊矣”。这件描绘八百年前蚕织的图卷，对于我国蚕织技术史具有弥足珍贵的记录，此画卷为研究、了解我国南宋时期社会经济、手工艺技术、风俗习尚及我国绘画的现实主义传统手法等方面，提供了丰富多彩、生动形象的珍贵史料。其艺术价值堪比名噪一时的清明上河图。
自古文人墨客就以闲雅为乐。南宋兰亭序卷图，就深刻的反映了当时文人墨客的一场欢聚的场景。兰亭序卷图全长 141.1厘米，宽37厘米。引首为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题写的“曲水流觞”四个字。整幅图卷描绘了东晋时期，以王羲之为首的42位文人雅士，在浙江会稽山阴的兰亭雅集，于溪水边饮酒赋诗、观山赏水的情景。睹画思人，让人很容易想像出当年兰亭集序的盛况。画面上，以王羲之为首的42位文人分坐在溪水两畔，他们神态各异，生动逼真。有的执笔赋诗，有的起身取酒，有的静观山景。在文人雅士中间，一条清灵灵的溪水蜿蜒而行，溪水中飘流着一朵朵碧绿的荷叶，每朵荷叶上都放有一盏东晋时期一种名为觞的酒具。荷叶载着觞在溪水里流转，停在谁那儿，谁就起身饮酒，然后赋诗，作不出诗的，要罚酒三斗。画面上就有一位大概因为作不出诗来，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画面中，除了42位文人雅士，还有17名服侍他们的童子，童子们分工有序，有的负责倒酒，有的负责把酒具从水里取上来，还有的在照顾沉醉不醒的人，他们的面部表情生动活泼，看上去非常喜欢这场有趣的聚会。这场有趣的聚会名为“兰亭修禊（xì）”。修禊，是源于中国周代的一种古老习俗，人们在农历三月三日“上巳节”这天，相约到水边沐浴、洗濯，借以除灾去邪，古人称之为“祓（fú）禊”。因为正值春暖花开之时，后世文人便常常相约在这一天踏春郊游或饮酒赋诗。此卷图不但绘画技法超群，而且有著名书法名家题跋，堪称书画相结合的艺术珍品，不但可以让我们深刻的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还能让我们领略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
1988年5月，黑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清理发掘了有“北方马王堆”之称的金代齐国王墓，出土了一大批珍贵文物。齐国王墓，为男女合葬竖穴土坑石椁木棺墓。棺内男性为老年，胡须尚存，腰佩玉柄短刀，双手各握一金块，身着8层17件服装；女性为中年，头部及面部用黄色丝织品包裹，腰佩饰件，项戴玛瑙金丝链，身着9层16件服装。二人头后置一楷书“太尉仪同三司事齐国王”木牌。该墓出土文物丰富、精美，保存完好，其中服装种类繁多，质料品种齐全，纺织技术高超，制作工艺精湛，图案华美，在出土文物中尤为珍贵。丝织物主要是男女服饰，分为绵、夹、单类共计30余件，有袍、衫、裙、腰带、鞋、袜、冠帽等。服饰原料有绢、绸、罗、锦、绫、纱等，经纬线排列细密，弹性、韧性良好。织工精湛，大量采用挖梭技术，织金品占有相当数量，有织金绸（绫）、织金绢、织金锦等。此外还采用印、绘、绣等技法，特别是绣法，针法灵巧多变，可分为辫绣、打籽绣、贴补绣、盘香绣、平针、接针、套针、钉线、铺线、圈金等10余种。颜色有驼、绛、棕、烟、酱、绿、青等色。花纹图案有团龙、夔龙、云鹤、飞鸟、鸳鸯、朵梅、团花、卷草、璧桃、蝴蝶、卷云等纹。袍、衫多为盘领、开裾，具有浓厚的北方民族特点。齐国王墓出土的丝织物为研究宋、金时期的缫丝技术、纺织技法、印染工艺、织机种类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了珍贵资料，填补了中国服饰史研究中由于缺乏金代服饰留下的空白，是我国金代考古的一次最重大的发现。
黑龙江博物馆其主体建筑始建于1906年，主楼是一座欧洲巴洛克式建筑，为原俄罗斯商场旧址，是国家一级保护建筑。博物馆本身就是艺术，是文物，它也是黑龙江人文历史，以及自然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国文化宝库里重要的存在。使得今天我们有幸能够在这个和平年代徜徉在艺术的海洋里，感受着华夏几千年来的文明脉络，生生不息，传承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