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的巴黎，秋季艺术沙龙正如火如荼地举行，以马蒂斯为首的一批前卫艺术家也在此展出了他们的作品。在那个被刺目的色彩弄得喧嚷不已的展厅中央，《吉尔•布拉斯》杂志的记者路易•沃塞尔发现了马尔凯的一件文艺复兴风格小型铜像，不由得惊叫起来：“多那太罗被关在了野兽笼中!”（多那太罗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雕塑家）不久，这一俏皮话便在《吉尔•布拉斯》杂志登出，而“野兽主义”的名称也很快被广泛地认同。
这便是那个时代巴黎文艺圈里的常态，艺术展以沙龙的形式举办，人们穿行于作品间，轻松随意地交流，甚至争吵，艺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位。
一百多年之后，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里，一些媒体在报道艺术事件的时候却总爱执着于懂不懂这个问题，潜意识里就已经把艺术置于一个很高深莫测的地位。我和很多艺术家聊天，他们并不希望观众能从技术层面去理解作品，只希望这些作品能得到观看后的一点反响，喜欢或者讨厌都可以，情感上的互动也就在此产生了。就像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说的，“艺术存在的价值在于带给人感动，有的时候是画面的内容，有的时候是色彩的运用（绘画作品），有的时候则是参与过程引发的思考（多媒体互动作品）。”
除了观看和参与，交流其实更能让观众之间、观众和艺术家之间互相得到启发，而交流的内容也并不存在什么对错。但中华民族从来不是外向的民族，我们在人际交往上表现出来的本性大体是羞涩的，在被树立起来的权威感面前更是不敢妄言，所以艺术就成了一种不可言说的东西，特别是大师的作品，似乎唯有“看不懂”才能说明艺术家的高明之处。
绕了那么一大圈，我想说的其实是艺术展的开幕方式。国内很多比较正式的大型艺术展大多选择在早上开幕，这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成了不成文的规定，领导讲话、剪彩，然后宣布展览正式开始，一个开幕式就此结束。结果就是观众们匆匆地到来，草草地走，开幕式成了一个仪式重于内容的东西。
而小型的民间艺术展却越来越多样化，在城里井喷一样的艺术展上，开幕式就多半选择在晚上举办，再配上酒会，有些还有小派对。时间上，晚上七八点正好是人们下班或者晚餐之后，没有什么需要赶的事情，心情放松；形式上，一杯酒和一点音乐给了大家交流的氛围，谈谈作品、交几个朋友，沙龙的气氛自然浓郁起来了。
艺术本来就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