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汝窑发掘的主要收获
通过对宝丰清凉寺汝窑烧制区的考古发掘，我们有以下三点主要收获[3]。
1、 发现了烧制御用汝窑的窑炉多座，有望揭开汝窑瓷器烧造之谜
这次在宝丰清凉寺汝窑烧造区发现的宋代窑炉计20座，集中于发掘区的西北部，呈扇形分布。窑室周壁用耐火砖垒砌，一般由窑门、火膛、窑床、隔墙和烟囱组成。大致分为两种形制。一种计七座，窑室面积较大，平面结构呈马蹄形，前圆后方。另一种计13座，窑室面积较小，平面呈椭圆形。皆呈连体式布局，即两窑一组并列，共用一个工作面。根据地层、窑炉间的叠压关系和出土的遗物分析，马蹄形窑炉的年代略早，大约在汝窑创烧的初期阶段；而椭圆形窑炉偏晚，约在北宋晚期御用汝窑烧造的成熟时期。
上述窑炉仍属于北方典型的半倒焰式窑，火焰在进入窑室后，先上升到窑顶，热量遇阻向下燎烧窑底，烟气则从吸烟孔烟囱排出窑外。从窑炉附近不见煤灰和火膛普遍较浅看，烧制汝窑瓷器的燃料是柴而不是煤。其中，椭圆形窑炉窑室面积极小，便于控制窑内温度，其窑壁烧结程度很高。该窑炉结构奇特，与北方地区常见的制瓷窑炉差别很大。同时，这里还出土有大量用于测试窑炉温度的火照和火照插饼，表明烧制御用汝瓷十分重视窑炉火候和温度的控制。这里的匣钵也与其他区域出土的匣钵有别，往往在匣钵表面还抹有一层耐火泥，对于密封匣钵接口和保持匣钵内温度应有一定的作用。
2、 出土了一大批汝窑瓷器，加深了对汝窑产品的全面认识
汝窑由于为宫廷烧制御用瓷的时间较短，故传世瓷器不多，南宋时已有“近尤难得”之叹[4]。2000～2002年在宝丰清凉寺汝窑烧造区的发掘中发现，在不少地方瓷片堆积厚度达20厘米，汝窑瓷器占全部出土瓷片的98%以上。出土的汝窑瓷器，其造型、釉色和支烧工艺与传世品几无二致，可以说汝窑传世品中的所有器类均能在窑址中找到。与此同时，还发现了不少传世品中未见的新器类，主要有香炉、梅瓶、鹅颈瓶、方壶、套盆、盏托、器盖、碗、盘、盆、钵、盒等十余种，不少器类还有多种造型。在出土的汝窑瓷器中，既有仿照青铜器的造型，如三足樽、三足洗、方壶、圆壶等，也有作为宫廷陈设用瓷的水仙盆、熏炉、瓶类和洗类器等。但在出土器物中占比例最大的还是碗、盘、盆、盒、套盒、盏托、执壶等日常生活用具。
传世的汝窑瓷器极少有装饰，除花口盏托盘面有凸棱、三足樽腹部饰弦纹外，仅见椭圆洗内底部刻以双鱼纹。与传世品不同的是，在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的不少器物表面还饰以花纹。首先，莲纹饰最常见的一种装饰，如在熏炉的炉壁模印仰莲，底座呈荷叶状；盏托的托壁模印覆莲；碗、钵的腹部模印三层莲瓣；鹅颈瓶的腹部刻印蟠龙，其钵的器表还刻有海水波浪纹。最后为双鱼纹和铺首衔环装饰，分别见于椭圆形洗内底和方壶的腹部。此外，还发现鸳鸯、鸭、龙、狮等雕塑，皆盘踞或蹲踞于炉盖的盖面，形象逼真，制作精致。
需要指出的是，在宝丰清凉寺汝窑址还出土一批盘、洗、炉的范模，表明宋代对宫廷用器尺寸有着严格的要求，不少器物是使用范模制作而成的。南宋修内司官窑一般认为是仿烧汝窑，史料中曾记载修内司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5]，可知宫廷用器在工艺上精益求精，在经济上不惜工本。
3、 地层堆积清晰，有助于确定汝窑瓷器的年代
2000年在汝窑瓷器烧造区的发掘，我们根据地层和遗迹的相互叠压关系把汝窑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应属于汝窑瓷器的初级阶段。这个时期既烧制满釉裹足支烧的天青釉瓷器，又烧制豆青和豆绿釉刻、印花瓷器，有少量豆青、豆绿釉瓷器也为满釉支烧，但支烧痕很大。出土的匣钵多呈褐红色，外壁不涂抹耐火泥，皆用垫饼支烧，支钉粗壮，支钉与饼黏结不牢。在该阶段地层（T36④）和遗迹（Y3）内各出土“元丰通宝”铜钱一枚，表明汝窑瓷器的创烧不晚于宋神宗元丰年间。第二阶段以天青釉瓷器为主，传世的汝窑瓷器形制在这一阶段应有尽有，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器类。烧制工艺趋于成熟，绝大多数匣钵外壁涂抹一层耐火泥，垫饼支烧的支钉小而尖，新出现了支烧垫圈。从出土的一些模具标本看，该阶段的不少器类采用模制，器物造型工整，器壁厚薄均匀，充分显示出当时窑工制作瓷器的精细程度。在属于该阶段的遗迹（F2）内曾清理出一枚“元祐通宝”铜钱，并在同期地层内伴出有宋哲宗时期的“元符通宝”和宋徽宗时期的“政和通宝”等铜钱，说明汝窑瓷器的成熟阶段应为宋哲宗和宋徽宗时期。
二、 汝窑性质的争论
关于北宋汝窑性质的讨论，以1987年汝窑遗址发现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1987年宝丰清凉寺窑址被确定为汝窑遗址之前，研究者对于汝窑的认识比较一致，认为汝窑就是专为北宋宫廷烧制御用瓷器的窑场，也即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部分传世品。如冯先铭早在1964年发表的《河南省临汝县宋代汝窑遗址调查》一文中指出：汝窑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一部分专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一部分为民间烧制瓷器，现在称它“临汝窑”，这是汝窑的主要部分[6]。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即承袭了这一观点，把宝丰窑和临汝窑都归入“耀州窑系”，而把汝窑单列为一类。李辉炳在1986年《略说汝窑》中也认为“唯有文献所载的‘汝州青瓷’才是汝窑的真正代表”，“不论印花青瓷还是天蓝釉钧瓷都不是汝窑的特殊” [7]。
从1987年发现汝窑遗址开始，关于汝窑的性质形成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是汝窑为官窑性质，另一种则认为它属于贡窑性质。如汪庆正等所著《汝窑的发现》一书认为：清凉寺汝窑遗址是一处烧造品种丰富，延续时间较长的民间窑场。它的性质同定窑相似，即在大量生产民用瓷的基础上，因烧造精良，而被宫廷选中，奉命烧制御用器物——汝窑瓷。后因京师（汴梁）自置官窑而被替代。[8]
李辉炳在其所著的《宋代官窑瓷器》一书中，不仅认为宝丰清凉寺窑址为官汝窑，而且提出它就是北宋官窑，把文献记载中的汝窑与北宋官窑合二为一：从考古工作者的调查中可证实其发掘物与宫中传世汝窑相同，从而有力地证明宝丰清凉寺遗址就是官汝窑的所在地。在遗址范围内除发掘除一部分官汝窑器物外，还获得了较多的民汝窑器物。这与《笔衡》中的先“命”汝州造青窑器，后“自”置官窑烧造的记载的历史是一致的。宝丰清凉寺官汝窑遗址的发掘也进一步证明北宋官窑就是官汝窑。[9]
三、 汝窑是贡窑而非官窑
1、 文献记载汝窑瓷器可以出卖。南宋人顾文荐的《负暄杂录》与叶寘的《坦斋笔衡》记载基本相同：“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此条文献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朝廷诏命汝州烧造青瓷的原因，是因为定州白瓷器出现芒口不便使用；二是河北唐州、邓州和耀州也相继烧造青瓷，但都不及汝窑瓷器品质。上述的河北唐州有无青瓷窑址还不十分清楚，但邓州和耀州两处青瓷耀州均已找到。其中，陕西铜川耀州窑为人们所熟知，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已知唐代开始烧造白瓷。五代时青瓷质量颇高，满釉支烧并带有“官”字款，北宋时期青瓷器表的犀利刻画风格为人们所称道[10]。邓窑位于河南内乡县大窑店村，唐代烧造白瓷和花釉瓷，北宋时期主要烧造豆青和豆绿釉印花青瓷。在采集到的一件青瓷上刻有“窑司”，应是北宋官府监烧的实物见证[11]。
周辉在《清波杂志》中云：“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这里，宋人已经明确告诉我们，汝窑是贡窑性质，在“供御拣退”后还可以出卖，显然不是“宫中自置窑烧造”的北宋官窑。另据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九“高宗幸张府节次略”记载，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高宗赵构幸清河郡王张俊府第，张俊向其进奉的一批宝器中，就有汝窑瓷器16件[12]。金兵于北宋末年攻陷东京开封城后，洗劫了北宋皇宫里的大量金银珍宝。因此，张俊向宋高宗赵构进奉汝窑瓷器，一方面表明当时在南宋汝窑瓷器数量不多，已属珍稀之物；另一方面说明张俊府上的这批汝窑要么是北宋时期的私藏，要么是南宋初期购于社会。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可以证实北宋时期汝窑除宫廷使用外，在社会上也是可以流通的，即与《清波杂志》中“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的记述相互印证。2001年，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在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的水池和第三文化层中各发掘出土一件汝窑瓷器，分别为汝窑梅瓶和汝窑盘残片，也证实了南宋皇室曾经使用过汝窑瓷器[13]。
2、 汝窑遗址恐非一处
鲁山县段店窑址发现于1950年，随后曾作过多次调查，199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首次试掘。从发掘情况看，该窑址的文化堆积可分为五至六层，大致分属于唐、宋、金、元四个时期[14]。唐代是该窑址的创烧时期，产品有黑瓷和花瓷，花瓷常见瓶、罐、盘、碗、注子和腰鼓等器形。唐人南卓《羯鼓录》中有“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的记载，表明鲁山产的花瓷腰鼓在当时颇有名气。宋金时期以烧造白瓷和豆青釉印花青瓷为主，白釉珍珠地划花瓷瓶制作质量较高。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还在宋代地层中出土二十余块汝瓷残片，经拼对后为一件浅腹圈足洗，满釉裹足支烧，圈足内有三枚支烧痕。因为只此一件，当时我们怀疑是宝丰清凉寺窑的产品。
近几年，由于电视鉴宝类节目的误导，一些人看到文物这么值钱，便大肆盗挖古墓和古代瓷窑址。鲁山段店窑也遭到严重破坏，在被盗挖出的瓷片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与汝窑瓷器相同的天青釉瓷片。尽管瓷片碎小，但可辨器型，有洗、盘、碗、钵等。鲁山段店窑与宝丰清凉寺窑南北相距仅十余公里，在北宋时同属汝州管辖，具有相同的地理环境，而且唐代已开始烧制瓷器。当地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民谚：“清凉寺到段店，一天进万贯。”叶喆民先生曾于1987年再次调查汝窑时：在鲁山文化馆所藏段店窑址所出残器中，有一件粉青釉“裹足支烧”的槐式方斗杯残片，用30倍放大镜观察其釉内气泡同样“寥若晨星”的典型汝窑特征。虽然也属于“吉光片羽”，但如联想当年在宝丰清凉寺所得一片汝窑天青釉残片，竟然成为今日寻找汝窑窑址的重要线索一事，则恐对其重要意义同样不可忽视。[15]
就目前掌握的线索看，鲁山段店窑很有可能也是汝窑瓷器的产地之一。
3、 汝窑瓷器还在其他遗址出土
1989年3月，在距宝丰清凉寺汝窑址仅五公里的宝丰县大营镇蛮子营村东，当地农民取土时发现一处瓷器窖藏，计出土汝窑瓷器47件[16]。据调查了解到，这里是一处寺院旧址，窖藏位于地表下一米深处，瓷器相摞叠放在一起，上部为板沿洗覆盖。这批汝瓷器有碗26件、钵14件、洗3件、板沿洗、盘、盂和瓶各一件，釉色以天青为主，部分瓷器因埋藏环境等原因釉色呈灰青色。碗、盘、洗、钵等多数器类为外裹足，满釉支烧，釉面布有开片。在钵的内底刻划有龙纹，器表模印三重莲瓣或海水波浪纹，经与清凉寺窑址出土的汝窑瓷器相比，两者在器形、釉色、装饰和制作工艺方面几无二致，应是该窑产品无疑。
1999年7～8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汝州市公安局门面房建设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7平方米，出土完整或可复原各类器物120件，瓷片多达4500余件。其中能确认为汝窑瓷器的有四件（片），一件圆形汝瓷套盒可以复原[17]。由于未发现与窑址有关的遗迹和窑具类遗物，我们当时确认为汝州市区古代遗址。汝州市公安局距宋代汝州府衙门仅200米左右，因此，我们认为此处应是汝窑瓷器的集散地。
叶县文集遗址位于平顶山市叶县常村乡文集村。2006～2008年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发掘面积12000平方米，发现唐、宋、金、元时期房基、道路、水井、窖藏坑、灰坑、灰池等遗迹。房基分连间排房、单间和简易草棚三种，20多个窖藏坑保存完整，出土遗物1500余件，应是一处较大规模的集镇遗存[18]。遗物中以瓷器为大宗，瓷器以釉色可以分为白、黑、青釉三种，常见器类有白釉瓜棱盂、白釉葵口碗、白地黑花盆、黑釉盏、青釉盘，三彩器有枕、灯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代地层中出土了数件汝窑瓷器残片，尽管瓷片碎小不能复原，但也验证了汝窑瓷器可以出卖，允许市场流通的史实。
四、汝窑的称谓问题
对于一个新的考古发现展开学术争论实属正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体现了陶瓷学界畅所欲言的良好氛围。尽管有些学术问题短期内尚达不成一致，需要长期争论下去，但学术问题本身将会越辩越明。需要说明的是：在宝丰清凉寺窑址确定为汝窑遗址后，关于汝窑的称谓也随之增多，为了区分所谓的官汝和民汝，出现了诸如“汝官窑”、“官汝窑”或“北宋官窑”的提法。我们认为，宋至清人文献中均以汝窑名之，大家已经习惯并认可，似不必另起“汝官窑”或“官汝窑”之名。尽管在广义上北宋汝州辖地内生产瓷器的窑场似可称作“汝窑”或“汝州窑”，但为了将汝窑烧造区与其他窑址相区别，可以遵循考古惯例，按现在窑址所在地的村名命名各个窑口。如把宝丰清凉寺村内的汝窑烧造区称作“宝丰清凉寺汝窑址”，宝丰清凉寺村南至韩庄村南的瓷窑区称作“宝丰清凉寺瓷窑址”，或改称宝丰韩庄窑址，其他有鲁山段店窑址、汝州严和店窑址等，各行其名，不必更改。
注释：
[1] 陈万里：《汝窑的我见》，《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2期。
[2] 河南省文物参考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址2000年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11期。
[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大象出版社，2008年。
[4] （宋）周辉：《清波杂志》卷中：“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唯供御拣退，方许”
[5]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九“窑器”条，中华书局，1959年。
[6] 冯先铭：《河南省临汝县宋代汝窑址调查》，《文物》1964年第8期。
[7] 李辉柄：《略说汝窑》、《文物》1986年第12期。
[8] 汪庆正、范冬青、周丽丽：《汝窑的发现》页27，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
[9] 李辉柄：《宋代官窑瓷器》页22，紫荆城出版社，1996年。
[1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耀州窑博物馆：《宋代耀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8年。
[1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内乡大窑店瓷窑遗址的调查》、《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孙新民等:《河南古代瓷窑》，台北历史博物馆，2002年。
[12]（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13]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页141、页194，文物出版社，2008年。
[14]李辉炳、李知宴：《河南鲁山段店窑》，《文物》1980年第5期；孙新民：《鲁山县段店唐至元代瓷窑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页237~238，文物出版社，1992年。
[15]叶喆民：《汝窑甘年考察纪实》，《中国陶瓷》1987年第6期。
[16]赵青云、王黎明：《河南宝丰发现汝窑窖藏瓷器》，《华夏考古》1990年第1期。
[1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汝州市区古代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3期。
[18]王龙正，王利彬：《南水北调工程叶县文集遗址》，《2007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