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玉文化的萌芽应始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如发现于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从该文化中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玉器之一；开创中国史前用玉之先河。而中国古代玉文化的源头又是多元的，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玉器制作区域日益扩展，数量也在逐渐增大。此时形态各异，纹饰不同的史前诸文化玉器，似五彩星光到处闪烁，在我国东北、山东、江淮、浙江、西北及广东等地都有大量的出土。新石器时代玉器，主要包括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凌家滩文化、大溪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华南、广东地区的石峡文化等。
这一时期大量玉器的出土标志中国玉文化的开始，处在蒙昧时期的先祖们已经认识了比石材更美丽的玉石，并用以制成生产工具、武器、祭祀器具和简易的装饰品。并发现玉是聚天地之灵，日月之辉、山河之气的神物。认为玉是祭天祭地，与鬼神沟通的唯一媒介。也是从精神上、原始崇拜的角度找到的唯一载体。成为他们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中不可缺少重要物品。可以说一直到今天，玉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明进程中，延续时间最长、而且是从未间断的重要物质载体。
而出产于昆仑山北坡的和田玉最早输入中原时间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但在商代晚期和田玉已大量输入中原，（公元16～11世纪）这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由此我们还必须接受和认可的事实那就是；居住在昆仑山北坡的先民们，他们一定是在更早的时间发现和认识了和田玉，并被视为宝物，开拓了一条把和田玉运输到中原和中亚、欧洲的路，这条路经过学者们的研究；即是“玉石之路”，而且目前已得到一定的共识。这是中华民族玉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世界上也有重要的意义。从昆仑山向西延伸到中亚、西亚、欧洲，目前资料不多。但据乌兹别克斯坦史记载，公元前2000年昆仑美玉已到该地。而且在埃及，人们发现了距今5000余年，产自阿富汗的青金石，说明埃及人已经开始沿着这条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的道路上，展开了一定规模的贸易。此外，中亚、西亚、欧洲一带的一些古玉器的玉料，也可能是来自昆仑山。这条路的形成的时间大约有6000～5000年的时间，这应该是我国和世界上最早的一条沟通东西方政治、文化及商贸的运输线，也是距离最长、使用时间最久的陆路交通大动脉。
玉石之路，从考古资料得到证实，从新疆的楼兰文化，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和河南安阳的殷墟文化中，都出土了以和田玉为玉材的玉器，印证了玉石之路从昆仑山向东延伸历史见证，路线经过了青海、甘肃到达陕西和河南，最早的时间有6000年之久。促使和田玉东输的原动力和原因是什么，这既要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分析，还要依据新的考古发掘材料。笔者认为，和田玉本身独一无二的优势和中原王朝的建立是促使和田玉东输的主要动力。
首先，和田玉与中原内地的玉料相比，具有品种多、产量大、质量好的特点。古人根据长期的治玉经验，经过对多种玉料的对比和筛选，最终选定了和田玉为玉料中的佳品，从而奠定了和田玉作为数千年来中国古代玉料来源的统治地位。
中国史前时代玉器最繁荣的时期，当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和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其年代分别为距今500～5500年和4200～5100年。红山和良渚玉器的原料来源已被证实是就地取材，与和田玉无关。实际上，红山和良渚文化衰落后，中国东部的玉料来源处于枯竭状态。黄河中游地区虽然是原始文化最为集中和发达的地方，但却没有发达的玉文化，这与玉料来源的匮乏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一地区在距今4500年前玉文化相比较弱。中原地区的这种状况，为后来和田玉从万里之外的西域输入中原内地创造了条件。
其次，中原地区在公元前20世纪前后跨入了文明门槛，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文明时代的开始。王朝的建立是和田玉大规模东输的最重要的动力。随着夏王朝的建立，典章制度必然随之建立，而用玉制度则是其重要内容之一。我们虽然目前对夏王朝的用玉制度不甚了解，但从《周礼》所记载的用玉制度来看已相当完备，对玉料的需求量相当大。尽管《周礼》一书成书年代晚至战国时期，但所记载的用玉制度可能是上古数千年积淀的结果，也可作为研究夏代用玉制度的参考。按用途而言，古代玉器可分为礼器、兵器、佩饰、随丧玉、玉器具、玉陈设等几类。所谓礼，在古代主要指祭祀活动，另外还包括朝享、交聘、军旅等礼仪活动。《周礼大宗伯》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璧、琮、圭、璋、琥、璜这六种玉礼器，早在齐家文化玉器中均有出土，而且制作精美，质地优良。夏王朝的用玉制度可能不及《周礼》记载得那样复杂，但一些基本内容，如玉礼器的形制和用途(朝觐、祭祀、丧葬、征伐等)，已经具备。用玉制度的建立，使得玉料的需求量具有了规模性和稳定性，这对于和田玉源源不断输人中原内地是至关重要的保证。玉器是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志物之一，它直接反映了远古时期宗教信仰、图腾崇拜、等级制度、审美观念等诸方面，因此对和田玉的综合研究应该成为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我们可以将公元前20世纪作为和田玉正式输入中原内地的开端。西北地区的一些略早或相当于夏代时期的史前文化玉器中(如齐家文化、新华文化、陶寺文化)也有一些和田玉制品。数量虽然较少，但意义重大。这证明早在夏代建立前几百年，和田玉已经在向东传输，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原人们认识和接受和田玉的过程，是和田玉大规模东输的序幕，而西北地区史前先民则成为和田玉东渐的运输者。
因此，我们设想当时的“玉石之路”，可能从甘肃中部向东，经宁夏、内蒙古南部、陕西北部进入山西。这条路线称之为“玉石之路”的“草原道”。从距离上看，这条路线比取道关中为远，但有一些便利运输的条件。比如，这条路线主要行进在草原和沙漠上，地势起伏平缓，便于驼马运输。尽管需要跨越黄河，但黄河是季节性很强的河流，在冬季枯水期比较容易渡过。齐家、新华和陶寺的文化面貌显示，在它们分布的地域内，原始部落众多，人口也较稠密，这也为交通提供了便利条件。
这条路线在先秦文献中亦可找到一些线索。《穆天子传》记载西周穆王西巡路线，是从关中出发进入河南，往北经山西出雁门关到达内蒙古南部，再沿黄河经宁夏到甘肃过青海入新疆。《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惠文王十六年(公元前283年)，苏厉给惠文王的信中指出：若秦军“逾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句注山即在今山西雁门关西北。所谓“东下”，显然是说代马、胡犬与和田玉这三宝是从西北地区经今陕北和内蒙古南部一带运来的，这正与“玉石之路”的“草原道”路线相吻合。
传统观点认为，贯穿亚欧的大通道就是“丝绸之路”也没有错。但早期的丝绸之路上并不是以丝绸为主要交易物资，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中国商人就已经出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购买产自现新疆地区的和田玉石，同时出售海贝等沿海特产，同中亚地区进行小规模贸易往来。而良种马及其他适合长距离运输的动物也开始不断被人们所使用，令大规模的贸易文化交流成为可能。比如阿拉伯地区经常使用，耐渴、耐旱、耐饿的单峰骆驼，在公元前11世纪便用于商旅运输。而分散在亚欧大陆的游牧民族据传在公元前41世纪左右即开始饲养马。双峰骆驼则在不久后也被运用在商贸旅行中。这一观点忽略了夏、商、周以来中原对西域的玉石贸易通道。上海交通大学的叶舒宪教授认为；西方人自古就艳羡来自中国的丝绸，而中原人则自古就喜欢产自新疆的和田美玉。在阿拉伯人和西方人眼中，这条连接着欧亚大陆两端的东西方大通道，当然就是“丝绸之路”。而在中原人眼中，在汉代张骞通使之前之路称为“玉石之路”才更为准确。这条路自开通始起就始终是存在着，或短或长、或断或续，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丝绸之路可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是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的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腹地与欧洲诸地的陆上商业贸易通道，形成于于公元前2世纪与公元1世纪间，直至16世纪仍保留使用，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汉武帝于建元三年，公元137年，派张骞出使西域形成其基本干道。它以西汉时期长安为起点（东汉时为洛阳），经河西走廊到敦煌。从敦煌起分为南北两路：南路从敦煌经楼兰、于阗、莎车，穿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安息，往西到达条支、大秦；北路从敦煌到交河、龟兹、疏勒，穿越葱岭到大宛，往西经安息到达大秦。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因此，当德国地理学家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在19世纪70年代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后，即被广泛接受。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广义的丝绸之路指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的，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除了上述的路线之外，还包括在南北朝时期形成，在明末发挥巨大作用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与西北丝绸之路同时出现，在元末取代西北丝绸之路成为路上交流通道的南方丝绸之路等等。
丝绸之路一词最早来自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1877年出版的《中国》，有时也简称为丝路。
虽然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并成功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乞丐狱犯，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广义上丝路的东段已经到达了韩国、日本，西段至法国、荷兰。通过海路还可达意大利、埃及，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而在古老的玉石之路上也有其它的贸易往来，依照晋人郭璞在《穆天子传》中的记载，公元前963年周穆王曾携带丝绸、金银的贵重品西行至里海沿岸，并将和田玉带回中原。虽然这种说法的真实性还没有定论，但是目前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中，确实出土了部分在这一时期的丝绸制品。
随着公元前5世纪左右河西走廊的开辟，带动了中国对西方的商贸交流，西域地区诸如鄯善、龟兹等国家纷纷在这一时期逐渐出现。而当时的欧洲国家已经出现了“赛里斯”（Seres，源自希腊语言“丝”，从汉语“丝”的音转化的“Ser”。）——对中国的称呼。这种小规模的贸易交流说明在汉朝以前东西方之间已有经过各种方式而持续长时间的贸易交流。
另外，欧亚大陆腹地是广阔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对于游牧民族和商队运输的牲畜而言可以随时随地安定下来，就近补给水、食物和燃料。这样一来一支商队、旅行队或军队可以在沿线各强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或激发敌意的情况下，进行长期，持久而路途遥远的旅行。以汉朝在西域设立官员为标志，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的时代。
当罗马人在公元前30年征服埃及后，加之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国后远东中国倾国力向西拓展的机遇，通过丝路的交流与贸易在印度、东南亚、斯里兰卡、中国、中东、非洲和欧洲之间迅速发展。无数新奇的商品、技术与思想来是源源不断的欧亚非三洲的各个国家。大陆之间的贸易沟通变得规则、有序。从1世纪起罗马人开始狂热的迷恋着从帕提亚人手中转手取得的中国丝绸。这令罗马的少女们可以身着半透明的丝衣在大陆街上炫耀。丝绸成为罗马人狂热追求的对象。古罗马的市场上丝绸的价格曾上扬至每磅约12两黄金的天价。造成罗马帝国黄金大量外流。
不仅仅是罗马人对来自东方的神奇玩意儿感兴趣。埃及历史上著名的艳后zh-hans：克利奥帕特拉七世；zh-hk：克麗歐佩特拉七世；-zh-hant：克麗歐佩特拉七世；也曾经被记载穿着丝绸外衣接见使节，并酷爱丝绸制品。公元97年，东汉将军班超在重新建立起汉朝在中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后，派甘英携带大量丝织品到达条支（可能是今日土耳其的安条克），而当时安条克以南正是埃及和安息争夺的国土。因而中国与埃及最早的官方沟通应当就是在这一时期。而记载中的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官方沟通似乎不止于此。<后汉书>记载了公元166年罗马使节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建立了大使馆的纪录。
然而，当中国进入东汉时代以后，由于内患的不断增加，自汉哀帝以后的政府放弃了对西域的控制，令西域内部纷争不断，后期车师与匈奴年年不断的战争，更使出入塔克拉玛干的商路难以通行，当时的中国政府为防止西域的动乱波及本国，经常关闭玉门关，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丝路东段天山北南路的交通陷入半通半停。
随着中国进入繁荣的唐代，西北丝绸之路再度引起了中原王朝的关注，为了重新打通这条商路，在西域设立了安西都护府，新修了玉门关，再度开放沿途各关隘。并打通了天山北路的丝路分线，将西线打通至中亚。这样一来丝绸之路的东段再度开放，新的商路支线被不断开辟，人们在青海一带发现的波斯银币是目前中国境内最多的，这证明青海也随着丝路的发展成为与河西走廊同等重要的地区，加上这一时期东罗马帝国、波斯（7世纪中叶后阿拉伯帝国取代了波斯的中亚霸权）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令这条商路再度迎来了繁荣时期。
丝路商贸活动的直接结果是大大激发了唐人的消费欲望，因为商贸往来首先带给人们的是物质(包括钱财等)上的富足，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其次是不同的商品来源地域带给人们的精神差异的影响。受到这条复兴了的贸易路线巨大影响的国家还有日本。8世纪日本遣唐使节带来了很多西域文物到日本首都奈良。这些宝贵古代文物现代也在奈良正仓院保存下来。所以，奈良正仓院被称为丝绸之路的终点。日本最大的宗教佛教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
唐代经过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开始衰落，西藏吐蕃越过昆仑山北进，侵占了西域的大部；中国北方地区战火连年，丝绸、瓷器的产量不断下降，商人也唯求自保而不愿远行。唐以后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因而相对稳定的南方对外贸易明显增加，带动了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成都和泉州也因此逐渐成为南方经济大城。
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玉石之路，就没有后来的丝绸之路，而丝绸之路的繁华，进一步巩固和保障了玉石之路。“玉石之路”是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资源，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蕴涵以及可探讨和可持久开发的文化附加值是不可估量的。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总体规划，将会使古老的玉石之路和丝绸之路焕发活力，更加繁荣昌盛，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一带一路”就是要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是包括欧亚大陆在内的世界各国，构建一个互惠互利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是中国与丝路沿途国家分享优质产能，共商项目投资、共建基础设施、共享合作成果，内容包括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政策沟通、人心相通等“五通”，肩负着三大使命：探寻经济增长之道。“一带一路”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中国，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实行全方位开放的一大创新。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红利、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将着力推动沿线国家间实现合作与对话，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实现全球化再平衡。“一带一路”鼓励向西开放，带动西部开发以及中亚、蒙古等内陆国家和地区的开发，在国际社会推行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同时，“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动向西推广中国优质产能和比较优势产业，将使沿途、沿岸国家首先获益，也改变了历史上中亚等丝绸之路沿途地带只是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过道而成为发展“洼地”的面貌。这就超越了欧洲人所开创的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推动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开创地区新型合作，中国改革开放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创新。“一带一路”作为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正在以经济走廊理论、经济带理论、21世纪的国际合作理论等创新经济发展理论、区域合作理论、全球化理论。“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超越了马歇尔计划、对外援助以及走出去战略，给21世纪的国际合作带来新的理念。
每个民族产生与发展都有其不同的客观因素与自然环境，而不同的繁衍与生息环境，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习俗和习惯，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哲学思想、不同的价值取向。世界上的每个民族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创造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每个民族又都在发扬和继承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又不断的通过交流融合、借鉴和吸收其它民族的先进化，抛弃自己的糟粕文化，使本民族的文化又得到发展，并不断有所创新。古老的玉石之路和丝绸之路承担了沟通与交流的桥梁，而“一带一路”将会使古老的玉石之路和丝绸之路展现更大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