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名顶级鉴定专家为一公司老总自制的“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开出24个亿的天价评估，老总据此骗贷10亿。事情曝光后，公众舆论哗然。
整个事件中，最令人费解之处，是顶级专家们何以会错得如此离谱?是无心之失，还是有意为之?由于史树青先生已经作古，而其余四位当事专家统统将责任推给他，使得此事件像罗生门一样，真相无望大白。由于所贷之款已被空壳老总挥霍殆尽，银行损失更无望追讨。欲望的盛宴过后，留下的是一地道德与良知的鸡毛。
无疑，事件首先打击的是鉴定与收藏行业的公信。根据央视报道，天价般的评估结果，评估过程却近乎儿戏。拿了几万评估费的专家们，连“金缕玉衣”的玻璃罩子都没打开，只是围着玻璃柜子看了会儿就做出了判断。如此粗疏的鉴定过程，不能不令公众质疑专家们的专业精神与学术操守。而专业精神缺失下的“豆腐渣”鉴定工程，无法不累及收藏业的声誉。公众自然要问，连顶级专家们的鉴定都如此不靠谱，文物收藏业还能信任吗?
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兴起民间文物收藏热以及10年前国内建立文物拍卖和交易市场以来，有关“真专家、假鉴定”的道德操守滑坡和“假专家，真鉴定”的市场失范，早就不绝于耳。从历史上看，中国至少出现过四次文物作伪高潮：以仿造商、周青铜器为主的宋代，以伪造名人字画为主的清乾隆时期，以仿造历代文物为主的晚清到民国时期。今次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这一轮文物做假热，与海内外文物收藏与交易热不无关系。
但是，文物界做假，一般只是骗了文物爱好者和鉴定师，如张大千描摹的石涛假画，就骗过了鉴定大师庞虚斋，这些“花招”，只不过是文物收藏界之内的“风花雪月”，“做假”损失只在业内。而“假文物”骗走国银数亿巨款，这几乎是前所未闻的故事，这说明文物界的“自乱”已经侵入到别的部门，并造成难以恢复的损失。
专家学者这一群体的社会声望，也受累于此事件，再创新低。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放弃专业精神，为公权力与市场利益背书之事多有发生，引发社会对这一群体的污名化趋势，“教兽”、“砖家”成为大众对这一群体的蔑称。大众的行为固然有非理性的色彩，但知识者尊严的崩塌，责任首在自身。学者专家们的行为，如果像评估“金缕玉衣”一样，没有对专业精神起码的坚守，其社会信任的不断流失，就只能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金缕玉衣”事件也提出了银行监管的新课题。仅凭文物的估价，能否作为抵押的标准?这一事件中，有没有银行腐败的因素?有关方面应该对此展开深入调查，给公众一个可信的交待。
目前社会对“金缕玉衣”事件的反思还在进行中。其中呼声最高的，是改进中国传统文物艺术品的鉴定方式，从靠专家学者们的学识、眼光和经验为主流的做法，转向依赖更加客观的鉴定方法———比如碳14测年法、成分分析法和热释光测年法。这些成熟的文物鉴定方法，受制于中国文物市场的生态——泛滥的赝品滋养下的利益中人，需要保持混沌的市场环境以套利，而迟迟无法得到推广，令人感叹腐败文化对制度文明的制约之力。
由此看来，规范有关文物的流通刻不容缓。规范不仅要对文物界内部，也要对其他涉及文物的部门，要建立文物真伪的鉴定体系和与文物价值的评估体系，不能再让“鉴定权”与“评估权”集中于某一个或几个权威人物身上，造成“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同时，对艺术品鉴定进行某种规范也该提上议程，比如，至少可以规定，鉴定专家应该对自己的鉴定结果负责，如果专家无法肯定，要在鉴定报告上声明此报告不得作为向银行质押、贷款的凭证之类。
交了巨额学费之后，希望政府监管部门能下定决心，推进这些带有制度改良意义的举措，为文物市场的良性发展奠定制度基石。而在制度文明建立之前，市场的良性运作，只能寄希望于个体的道德与心性，包括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